让道与朵罗等十个蒙古孩子入夫子庙学国学学汉儿言语文书,谢比勒在突尼斯教育界成就了多项首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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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是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之一。1960年双方签订“蒙中友好互助条约”,1962年签订“边界条约”。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两国关系经历曲折;七十年代两国恢复互派大使;八十年代两国关系逐步改善。1989年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此后,两国的友好关系在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军事等各个领域的合作,不断的巩固和发展。1990年中蒙双方发表联合公报,1994年又修订“蒙中友好互助条约”。确认两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加强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随着两国各个领域关系的快速发展,汉学研究也有了进一步发展。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

学习、使用汉语38个春秋、执教汉语大学课程26载,如今,操着一口流利、标准普通话的洛特菲·谢比勒,已是突尼斯汉语教学和突中文化交流领域无人不晓的明星级人物。

洛特菲·谢比勒罗雪村绘

一、蒙古国汉学的历史背景

让全世界都会说“中国话”

谢比勒在突尼斯教育界成就了多项首创:第一位获得汉语语言学博士头衔的突尼斯人;第一名任教于大学的突尼斯籍汉语教师、教授;第一个推动突尼斯高教部在高等语言学院建立汉语本科教育的系主任;第一位主编高中汉语教材,让汉语走进突尼斯基础教学领域的开拓者。

难以忘记初次拜访洛特菲·谢比勒先生的情景。

蒙古国的汉语教学有着悠久的历史。蒙古人与中原文明的接触早在秦汉时代就已开始。蒙古的汉学教育机构设立,有文字记载是在十三世纪前半叶的窝阔台时代。蒙古国第二大汉窝阔台在1234年灭金后不久,就在金朝的中都设立国子监,18位蒙古贵族子弟入学学习汉学。《析津志》是北京地区的最早方志,元末任大都提学总监、崇文监丞的熊梦祥在《析津志》中记载元世宗下旨,让道与朵罗等十个蒙古孩子入夫子庙学国学学汉儿言语文书:“太宗五年癸巳,初立四教读,以蒙古子弟令学汉人文字,仍以燕京夫子庙为国学”,“皇帝圣旨:道与朵罗、咸得不、绵思哥……十个孩儿教汉儿田地里学言语文书去也”。并且教诲道:“汉儿字虽难学,然哪有因细深文字而不学啊!容易文字虽容易学得会,那有什么好!”

北京考试报记者 刘 婧

学习“方块字”——缘分

我问他是如何与中国结缘的,他的回答让我意外。“因为毛主席。”他一本正经地说。我微微一愣,这位突尼斯汉学家已经开始列举毛主席的思想理论,“比如依靠农民革命,三个世界的划分……”洛特菲如数家珍,“哦还有,中国与世界上别的国家没有殖民关系,只有互相的重视和帮助。这也是我最喜欢中国的一点。”

当时国子学的教学以语言、文书为主要内容。因为当时灭金国在即,蒙古人在中原的目标由掠夺即将转为征服统治,需要更多懂汉语和汉族文化的官员。据历史文献记载,元世祖忽必烈于至元六年正式创立国子学,设立总教官。在国子学内,生员不分种族,凡蒙古人、色目人、汉人皆可入学,对象仅限于宿卫大臣子孙和七品以上朝官。名额初定为80人,后增至300人。国子学所用教材为汉儒经典。国子生员经考试及格即可任官。忽必烈是元朝创始人,他对蒙古菁英的汉语教育重要性认识比以前各大汗都要深刻。忽必烈之后各代君主,对蒙古菁英的汉语教育持续加强。但在元代以后,蒙古族退出中原,其菁英学习汉语和中华文化的需求就大大降低。

“全世界都在学中国话,孔夫子的话越来越国际化……”2007年,一首《中国话》红遍大江南北。同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增设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学位。当听到“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时,有人疑惑:“它和对外汉语教学专业是什么关系?”事实上,它们是“孪生兄弟”:一个是学硕,一个是专硕;一个突出“教学”,一个突出“教育”。要想让外国人说一口“地道”的中国话,自然是“教育”当先。

谢比勒是突尼斯最权威的语言学府——突尼斯高等语言学院汉语语言学博士、东方语言系主任、教授。提起学习汉语,他出口就是三个字“缘分啊”。

在远离中国的地中海岸,听着这些话语从一个白发苍苍的外国老人口中蹦出来,发音还带着点京味儿,令人不禁产生了一种奇异的不真实感。我忍不住莞尔。

康熙四十八年,清朝设置驻藏大臣和帮办大臣,先后共派出136名官员出任,其中可以确认的蒙古大臣有28,。其中的和瑛、松箔、有泰等都有大量汉文作品传世。这些驻藏蒙古大臣出身蒙古世家,效忠满清朝廷,处理藏区事务,用汉文进行创作。他们的汉文作品描述了西藏地区的政治局势、风土人情,反映了清代西部边疆地区的民族关系,表达孝忠朝廷、江山一统的治国思想,同时也展现了他们深厚的汉文功底和卓越的艺术才一华。

11月27日上午8时,记者来到北京语言大学教一楼401教室。教室内既有“黄皮肤”的中国学生又有“蓝眼睛”的“洋学生”。这是一堂由刘现强教授讲授的汉语语音和语音教学课。中外学生同堂上课,对于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来说是“家常便饭”。

上世纪60年代中期,10岁的谢比勒平生第一次在咖啡杯的底部看到了陌生的“方块字”。他从老师那里听说是来自遥远的东方文字。后来他还了解到万里长城等。从此,“方块字”和东方文化就成了他心中难以割舍的惦念。

“嘿,姑娘你别笑,你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那时候,各个国家的青年对毛主席都崇拜得不得了呢!”他说。

二、蒙古国当代汉语教学发展历程

课上,一名韩国留学[微博]生在发“yu”音时发出了韩语“yui”音。刘老师告诉他发完“yu”音后嘴不要动,可是他百思不得其解。直到跟同学借了镜子,对着看了口型后,他才意识到在发完“yu”音后,嘴又不自觉地动了一下,接上了一个“i”音。

1976年高中毕业,以数学为主科且成绩优异的谢比勒,却“鬼使神差”般地申请到了去中国学习汉语的奖学金。当他与同学打点行装来到北京语言学院报到时,还是目不识丁的中文“文盲”。

无论如何,正是这些词汇将洛特菲带到了中国,决定了他一生要走的路。

1957年蒙古国立大学外语系首开汉语课程,学生52名。招生虽少,但为蒙古培养了第一批汉语人才。1965年因政治原因终止。1973年蒙古国立大学恢复汉语教学,从蒙语系选出一批学生学习汉语,1975年正式开设汉语班。从此逐步发展。这一阶段共培养79名汉语人才。八十年代再次挫折,八十年代后期又恢复发展。

让汉语教育“走出去”

谢比勒回忆道,上世纪70年代中期到中国留学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尚待起步,经济并不富裕的中国政府却给留学生们提供了相当优厚的助学金待遇。他的“收入”相当于大学讲师平均月工资的3倍,不仅让其食宿无忧,而且还有不少余额去购买各类书籍。课余时间更是走出校园,骑着自行车或坐公交车游历北京的名胜古迹、逛老城胡同,学习人文历史、接触市井百姓、了解民风民俗。为了更多地接触中国同学,他经常到中国学生的食堂就餐,甚至与厨师成了要好的朋友,学了一口地道的“北京普通话”。

那一年,是1976年。秋天。“文革”刚刚结束,高考尚未恢复,中国的一切正在走向正轨,改革开放的春风还没有吹进这片土地……洛特菲已经迫不及待地踏上了这块热土。他放弃了原来的数学专业,考取了奖学金,进入北京语言学院。

1990年以后,随着蒙古的政治经济改革,中蒙友好关系的发展,汉语教育开始增温。进入21世纪后,由于中蒙关系进一步加强,汉语教学也进入快车道,层次不断深入,规模不断扩展,已在蒙古国形成了一股汉语热:学习汉语的人数在逐年增加,汉语已成为重要外语之一;大中小学汉语或专业学校纷纷建立;2003年蒙古国汉学者学会和汉语教师学会成立。据汉语教师学会统计,到2007年,全国共有50多所大、中、小学从事汉语教学,学生数达4800多人,比2003年增加了1.8倍。其中大专院校有30多所,其中公立10所,私立20多所,学生数为1670人。学校除集中在乌兰巴托外,科布多、鄂尔浑、东方省、达尔汗、额尔登特市也有了开设汉语的大专院校,但学生数人很少,仅占全国的4%。

今年,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国际教育二级学科自主增设博士点在教育部成功备案,预计2015年招生。这是全国第一个以汉语国际教育命名的博士点。“这足以看出我校对汉语国际教育的重视。”北语汉语学院副院长刘现强介绍,很多人咨询对外汉语教学和汉语国际教育的异同。事实上,这两个专业的过渡要实现“三大转变”:从对外汉语教学向全方位汉语国际推广转变,从“请进来”学汉语向同时加大汉语“走出去”力度转变,从专业汉语教学向大众化、普及型、应用型教学转变。

北京4年的大学生活让谢比勒终身受益,也促使他确立了“未来要成为一名汉语教育家和研究工作者的志向与目标”。最令他感激、佩服和难忘的是,学校里那位身材高挑、风度翩翩并负责中国文史与哲学课的毛教授。这位老师尽管资历深、知名度高,但丝毫没有师长的架子,在谢比勒因患病发烧而耽误课业时,亲自到寝室来问寒问暖,并专门给谢比勒一人补课。一个知识渊博、德高望重的大学教授,有如此认真负责的育人态度和体贴入微的师生情分,让谢比勒对汉语教师这一职业充满了尊敬和向往。

那时候,大学生们的课程设置还比较松。他们每天只上半天的专业课,下午则是选修的“报刊课”,在这门课上读得最多的就是《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洛特菲上得津津有味。“有时候,课堂上就只有我们师生二人。我很喜欢读《人民日报》。”他笑着说。作为一个语言学专业的留学生,报纸文章具有极强的时代性,是最生动鲜活的语言样本,对洛特菲学习汉语、了解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帮助。

蒙古国重新开始重视汉语,汉语教育机构的迅速增加,主要出于以下几个原因:

国家汉办主任许琳也看重“走出去”。在国内是纯汉语环境,汉语教育可以“源源不断”,但在国外处于外国语言环境时,汉语教育常常“半途而废”。因此,汉语教育要“走出去”。

凭借对汉语的热爱、对中国文化的痴迷以及出众的语言天赋和刻苦学习,谢比勒以最优成绩毕业,并获得了赴法国继续深造的机会。经名师推荐,巴黎第七大学破格接受谢比勒攻读语言学博士学位。又是4年“寒窗”,谢比勒在着名的“表述语言学”泰斗、法国居里尤利教授的指导下,以《法汉动词比较研究》论文通过了答辩。1984年,突尼斯第一位汉语博士诞生。此后,谢比勒被一家法国信息技术公司聘用,参与开发汉字输入技术。尽管优厚的待遇和安逸的生活令人羡慕,但年轻的博士仍心系汉语教育。

4年间,他不仅汉语进步神速,还四处游历,走过上海、广州、西安、桂林等多个城市,观察着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也是在这4年间,他找到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将他所看到的学到的带回突尼斯,让更多的人认识中国。

政治上,随着改革开放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和影响力的日益扩大,特别是中蒙交往的日益频繁,越来越多的蒙古国民众想更直接地了解中国、认识中国。近几年中蒙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已由国与国之间扩大到两国的省市之间。地方政府对汉语教学也表现出积极支持的态度;

北京大学[微博]中文系教授陆俭明提出,从对外汉语教学到汉语国际教育,“其实是一回事”,只不过是新时期有了新内容。汉语教育“走出去”,就是让外国人在自己的国家学会使用汉语,真正让汉语成为一种工具,就像现在国际通用的英语一样;让更多的外国人不靠帮助就能跟中国人打交道,更好地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文化。“不然的话,为什么不把中国的孔孟文化直接用他们的母语翻译后教给他们呢?”

拜望老教授——动情

1980年,洛特菲大学毕业。那时,突尼斯只承认法国等有限的几个国家的学历,而中国并不在其中。洛特菲只好离开中国,到汉语研究水平较高的法国深造,并用几年的时间成功拿到了语言学专业的博士学位。梦想终于有了开花的土壤。他放弃了法国一家公司待遇优厚的工作,回国进入突尼斯高等语言学院,一干就是近30年。

在经济上,据蒙古国家统计局资料,中国多年来一直是蒙古最大的贸易伙伴,最大出口目的国和第二大来源国,也是蒙古最大投资国。在蒙古的中资企业已超过1000家。随着两国在经贸领域合作范围的扩大和人员来往的增多,蒙古需要更多的汉语人才。

实践教学是No.1

1988年,谢比勒怀揣梦想与满腹学问,毅然地回到阔别12年的突尼斯,在突尼斯高等语言学院开始了任教生涯。其首要目标是积极争取将汉语选修课改为本科专业。1992年,谢比勒担任语言系主任后,推动力度进一步加大。到1998年,春秋十载的不懈努力喜获成果,突尼斯高教部正式批准第一届20余名汉语本科生入学。从此,谢比勒与4名中国派来的教师共同担负起4个年级的全部教学任务,而谢比勒本人除行政管理事务外,长期承担每周16课时以上的教学工作,超出规定工作量一倍还多。

那时候,汉语在学院还仅仅只是一门选修课。任课的是两名华人外教,并且每两年就会轮换,师资力量薄弱。洛特菲成为第一个本国籍的汉语教师。他的第一步,就是推动汉语成为本科专业。通过社会调研,他向突尼斯教育部提出阿语系的毕业生严重过剩,而包括汉语在内的一些语种人才需求又得不到满足,由此提议设立这些语种的本科专业。经过6年的漫长等待,1998年,教育部终于同意了他的提议,第一届的21名学生走进了汉语专业的课堂。

文化上,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随着中蒙文化交流的频繁,越来越多的蒙古青年想了解和学习中华文化。同时,中华文化的魅力也大大刺激了蒙古民众的好奇心,学好汉语是打开中华文化大门的一把钥匙。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培养有其特殊性,在学习基本专业知识的基础上,以各种方式开阔国际视野,强化实践能力,比如去国外高校交流、实践,或者参加国内外联合培养项目。

谢比勒回忆道,依然是缘分使然,那时他已经确立了毕生奋斗的4个目标:在突尼斯的大学里建立汉语本科教学专业;在突尼斯高中开设汉语基础课;在突尼斯本土培养出汉语硕士、博士;在突尼斯成立“中国研究中心”。为人师表、推广汉语教学和传播中华文化,成为他毕生挥之不去的最大梦想。

这样还不够。目标刚一实现,洛特菲马上又开始打起了中学教育的主意。如果能在高中开设汉语选修课,既可以为汉语专业的毕业生增加就业机会,也可以让今后进入汉语专业的学生不用从零开始,岂不是一举两得?于是,洛特菲又一次开始张罗起来。用他同事的话说,就属他能“折腾”,似乎每年都能冒出一个新点子。

蒙古国汉语教学兴起还有一个很现实的原因,就是从就业考虑。中国已经连续九年成为蒙古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合作双方对汉语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多,这当然加大了本来并不乐观的就业机会。总之,随着蒙古政治环境的改善和政府对汉语教育逐渐开放的态势,当地很多家长认识到学习汉语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因此非常重视子女的中文教育。

“作为专业硕士,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的培养体系中,实践教学一定是No.1的。”刘现强说。有“小联合国”之称的北语每年不仅招150名中国研究生,还招近100名来华留学研究生(简称外研生)以培养对方国家的汉语教师。中外学生“同堂上课”,课堂效率明显提高。

2002年,在首批汉语本科生即将学成之时,谢比勒已经考虑到他们的就业和汉语教育的长远规划。于是,在高中建立汉语基础教育的第二个目标水到渠成:一方面,可为汉语毕业生安排理想的工作,让他们学有所用、有所作为;另一方面,又可在高中建立起汉语基础教育,提高汉语教学的总体水平。为此,谢比勒在教学工作之余,积极奔走呼吁、组织编纂小组,承担起高中汉语课本的编写任务。依靠扎实的语言功底和丰厚的教育经验,《龙一》《龙二》两册既科学、又实用的高中汉语教材半年后相继出版。谢比勒又主动担负起义务培训中学汉语教师的工作,利用周末时间为教师们“充电”。繁重的教学任务、长期的加班工作、高度紧张的精神状态,使谢比勒积劳成疾。颈椎手术与强迫障碍症的折磨,既耗费了他大量的财力,又不断困扰着他的精力与体力。还有些亲朋好友埋怨他走上了一条辛苦与清贫之路。但他对笔者坦言,掐指算算,突尼斯所有高中汉语教师和总数近400位中文专业大学生几乎都是他的弟子,他们已遍布突中教育、经贸、文化等各领域,成为促进突中关系发展的巨大正能量。因此,他无怨无悔,并以桃李满天下为荣,把突中文化交流视为分内之责,用既定目标激励自己继续去实现心中的梦想。

如今,突尼斯总共有20个中学汉语老师,都是洛特菲的学生。在教育部的要求下,他还编写了一套中学汉语教材,取名为“龙”。他说,龙是中国文化最具代表性的事物之一,从龙的形态图案上,他看到了中国文化的多样性与统一性。

下面略述蒙古国的大、中、小学汉语教学情况:

“我们的学生是未来的汉语教师。仅通过书本,中国学生很难体验外国人学汉语的困难和问题。但在课堂上,来自各国的学生坐在一起,他们既是学生,又是‘老师’,还是课堂‘观摩者’。”刘现强说,上课时,他们不仅可以“面对面”感受和指出外研生学习汉语存在的问题,还可以“观摩”老师纠音正音、纠正语法错误的方法和过程。对所有学生来说,这又是“活生生”的实践教学。

2003年,在阔别母校23年后,谢比勒回到中国,特意登门看望了毛教授。已逾八旬、白发苍苍,在老伴搀扶下的毛教授出现在学生面前。尽管岁月流逝带来片刻迷惑,但当谢比勒说出自己曾是突尼斯的留学生时,毛教授立即叫出了他的名字。瞬间,师生二人热泪盈眶……

每周16节课,已经让年届花甲的洛特菲感到有点吃不消。而他并不肯有丝毫的松懈,还在抽时间写一本语言学方面的研究专着。“我的妻子都对我不满意了。”洛特菲带着歉意地笑道,“因为我把时间和钱都花在了汉语教学上。”当了一辈子大学教授,洛特菲一家至今还在租房住,“如果从这方面来衡量,我算是一个典型的‘失败者’。”

蒙古国立大学(MTNC)是蒙古国最高学府,也是汉学教学和研究最集中之地。蒙古国立大学成立于1942年,目前拥有化学、生物、物理电子、数学电脑、信息技术、法律、经济、社会科学、地理地质学、蒙古语言文化、外国语言文化、国际关系等院系,共有教职工千余人,学生12000多人,藏书一百多万册。蒙古国立大学于1957首次开设中文课程,1961年首批中文专业学生毕业。1965年由于政治因素,中文教育被迫停止。1973年开始,中文教育才逐步恢复。八十年代后期起,蒙大的中文教育再度兴起和发展起来。1993年正式成立中文教研室。目前蒙古国立大学的中文专业,学制为4年,课程有“基础汉语”、“古代汉语”、“汉语词汇”、“汉语语音”、“汉语口语”、“翻译理论”、“中国文学”、“中国历史”、“中国经济地理”等。学习中文的在校生300多人,研究生40多名。学生在校学习三年半专业课,最后一个学期分别到广播电台、报社、研究单位实习三个月。近几年该校的汉语教学工作又有新发展。从1987年开始进行“注重听说,全面要求”的教学试验,大力开展汉语实践活动(如举行汉语节目表演会等),同时采用了新的测试方法。近年来想学汉语汉学的学生日益增多。汉学专业的学生都迫切希望毕业能有机会到中国去进行实习。2007年,蒙古国立大学的外国语言文化学院与中国山东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合作,开设了孔子学院,招收30多名研修生。孔子学院也得到中国外交部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的资助,提供汉语语音等方面的教学设备和现代化的汉语教学方法。近年来,两校通过教学人员互访,在师资培养、课程设置、教材建设建立了良好合作关系。孔子学院的建立,使蒙古国立大学日益成为该国的汉语教学中心。

说到实践教学,今年,北语面向本专业孔子学院奖学金外研生开展了特色语言实践活动,与中关村第三小学合作,让外研生走进知名小学给小学生讲课。“这种面向外研生的语言实践活动非常好,可以说达到了‘三赢’:对小学生来说,增长了见识,开阔了视野;对外研生来说,用汉语讲课锻炼了自己;对指导外研生备课、上课的中国研究生来说,也多了一次做老师和观摩课堂教学的经历。”刘现强说。

那场景,至今难忘。伴着熟悉的茶香,谢比勒恭恭敬敬地送上为毛教授准备的礼物,一个精致的红木烟斗。毛教授因年龄和身体原因不再吸烟,他把学生的礼物摆在了房中最显眼的位置。谢比勒告诉毛教授,如今他是突尼斯第一个汉语博士、第一位汉语教授;他在突尼斯最高语言学府成立了汉语专业课程,已经培养出了第一批汉语专业大学生;突尼斯五大城市的高中已开始设立汉语课……毛教授激动地再次流下了眼泪,由衷感叹:听到中华文化与汉语教学在突尼斯得以推广和弘扬的消息,他既高兴又欣慰。谢比勒说,老教授的眼泪饱含着对昔日学生成才、成功的喜悦和期望,也更让自己坚定了传播中国文化与坚持汉语教学的信心。

在非洲与阿拉伯世界中,突尼斯是最早开设汉语教学的国家,而如今却远远地落在了后面。洛特菲心中默默地焦虑,却无可奈何。近30年过去了,系里仍然只有他一个汉语教师。“有时候,我也会怀疑自己是不是在浪费时间。”在人们看来,教学工作毕竟太过普通,而他本可以做更多更有意义的事,比如多做点学术研究,或者像他一直希望的那样,到中国工作。但他终究放不下学校的课程。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前,只有蒙古国立大学有培养汉语教学和研究的院系。九十年代后,随着蒙古国政治经济改革和中蒙友好关系的加深,蒙古国的汉学教育研究已进入蓬勃发展的新时期。人文大学和蒙古国立教育大学分别于1990和1991年开设汉语班。乌兰巴托大学于1990年开始开设汉语教学课程,设立语言研究、考古、历史等专业,并与中国北京语言大学对外汉语研究中心在师资培养、课程设置、教材建设建立合作关系,共同招收研究生。凭借这种富于开创性的办学模式和良好的教学声誉,吸引越来越多的学生来校学习汉语。到2006年,在乌兰巴托大学习汉语的人数已居蒙古国内大学之首。到2000年底,开设汉语课程的蒙古国高等院校已增加到十五所,高校所在城市也由乌兰巴托扩展到其他城市,如蒙古国立大学的科布多省分校,额尔浑省分校等,从下面一些高校略见一斑:

让汉语文化“润物细无声”

推广学汉语——用心

在洛特菲生重病的那段时间,大家都担心汉语教学从此就没有了。然而他似乎比别人更加担心,大概就是这种担忧化成的精神力量支持着他挺了过来,熬过据说大多数患者都无法战胜的疾病,重新出现在讲台上。“我只有一个人,只能爆发!”洛特菲风趣地说。我还知道一些他所没说的事,知道在他心里还藏着两个遥远的愿景:一个是培养出突尼斯自己的汉语博士,也算是“接班人”;另一个是能在突尼斯设立中国研究中心。对这一切,他怎么舍得因病魔而放弃?

大学

“这个专业就是和外国学生打交道,教他们学汉语,不仅让他们会说中国话,还要让他们会说地道的中国话。”在刘现强看来,一位成功的对外汉语教师不仅要让学生学会使用汉语进行交际,还要让他们更好地了解、熟悉甚至喜爱中国文化。

2007年12月,谢比勒曾代表突尼斯应邀参加了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召开的《中阿关系暨中阿文明对话研讨会》。他利用难得的机会,就汉语教育和文化交流提出三项具体建议,获得了与会者的赞同和积极响应。

1976年,他们一共有同学7人来中国学汉语,坚持学下来的只有洛特菲。如今,他的好多学生都到中国工作,他还是只能默默留在学校里——由于工作的繁忙和身体原因,他上一次来中国,已经是12年之前的事。

汉语课程

刘现强介绍,这个专业的学生将来都会做汉语教师。要做汉语教师,首先要了解汉语,了解中国。对于中国学生来说,应该先从了解家乡开始,包括家乡有哪些风俗、特产、历史名人,以及家乡话有什么特点。只有这样,“走出去”当汉语教师推广汉语时,他们才能更有“底气”,也更有劲头。

培养多种人才。应将汉语纳入所有阿拉伯国家的教育部署,根据各国特点制定汉语教学规划和注意培养人才方式的多样化:一是培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的人才,满足深入研究中国事务的需要;二是培训外交、经贸、旅游、通信、遗产保护等合作机构中的实用型专才;三是培养翻译家,包括普通翻译、专业翻译和同声传译人员;四是培养中阿双语专业人员,为医学、工程、电子、制造业等行业服务。

这个可爱而倔强的老人,独自在象牙塔里守候着梦想,他大概挺孤单,却仍然开朗乐观。

开设时间

目前,对于应更注重汉语的“语言”教学还是“文化”教学,汉语国际教育界存在不同观点。“语言是工具,教外国人学汉语是对外教学的基础。”刘现强说,语言教学本身就包含文化的成分,割裂“语言”与“文化”是不对的。学生学习语言必然会了解其所承载的文化。

强化文化交流。在交流领域强化合作的基础上,开展有关历史、哲学、文明发展等领域的交流;更多地翻译、介绍中阿双方有代表性的、权威的和经典的着作与科学文献;共同编纂“阿中”“中阿”词典,以及国际贸易、旅游、医学、法律等专业词典;合作开发戏剧、电影、舞蹈及相关音像产品等文化产业。

洛特菲·谢比勒,1954年生于突尼斯,1976年赴中国留学,1984年获汉语语言学博士学位,1988年起在突尼斯高等语言学院任教。

教师数

对于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其定位决定了文化教学、跨文化交际等内容有一席之地,要加以重视和强调。只有这样,我们国家培养出的学生才能胜任“汉语教师”这一职业,才能真正成为汉语国际教育事业的中坚力量,为提高中国软实力作出贡献。“如果有一天汉语能成为世界上广泛使用的外语,那么汉语国际教育就算是取得成功了。”刘现强对这个专业有美好的愿景。

建立专职机构。在阿拉伯国家成立“中国研究中心”,设立“科学委员会”,配备现代化设施、出版研究刊物等。

谢比勒是突尼斯汉语基础教学的开拓者,培养了一批相关专业的学者,促进了突尼斯人民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与接纳,躬其一生投入于此,是中突文化交流的使者。

学生数

报考风向标

在谢比勒家中,笔者环视面积不大的公寓式单元房,映入眼帘的是诸多“中国元素”。无论客厅还是走廊,摆放最多的是书架,而每个书架上都能找到不少中文书籍,有文史百科、语音语法、字典词典,也有水墨丹青和油画等,折射出居室主人对中国文化的痴迷和对汉语教学的热爱。

研究生数

1.近3年专业复试线

谢比勒打开电脑,让笔者浏览他正在撰写的一篇论文。他表示,要通过此论文争取延长任职年限和获得指导研究生、博士生资格,以便完成他制定的第三个奋斗目标。

蒙古国立大学

(以A类地区国家线为例)

如今,谢比勒虽年逾花甲,仍然不愿离开三尺讲台。他正在为突尼斯成立“中国研究中心”这个最后目标而不懈奋斗。

汉语、国际关系、蒙语、文献学、历史

年份 总分 公共课 专业课

1957

2011年 305 40 60

10

2012年 300 40 60

200

2013年 310 40 60

15

2.学校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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