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郦家驹、朱家源、王曾瑜、陈智超、吴泰、郭正忠等专攻宋史者,辽金史料的深翻与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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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辽金史料的深翻与检讨:转变“常识”,尝试“减法”

中国传统文献学的核心功能在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过分突出理论,则会使文献学研究成为空中楼阁。偏于注重考证,则会使文献学研究容易遁入琐碎。因此,如何将传统文献学理论与实践有效地结合在一起,是当下中国古典文献学界学者面临的重大挑战,也是他们孜孜以求的终极目标。崔富章先生身体力行,其《版本目录论丛》正是对这一目标的切实践行,探赜索隐,钩深致远,守先待后,收功显着,诚为古典文献学理论与实践有效结合的典范之作。该书以版本学、目录学为理论基点,应用于《四库全书总目》《楚辞》《乐律全书》《訄书》等个案研究之中,正本清源,考镜源流,追根溯源,廓清了上述个案之中的很多重大学术问题,使得《四库全书总目》《楚辞》等研究回归正途,推向纵深。

关树东

恩师刘浦江先生离世之后,生前友朋及各家媒体纷纷撰文回忆、评述其生平学术,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多赞誉他为“辽金史巨擘”“辽金史研究第一人”。先生在辽金史领域的杰出贡献,学界有目共睹。不过,作为受业弟子,在蒙受他言传身教的日子里,我们深切感受到先生并不满足于做一个断代史专家,而是怀有更高的学术追求。先生为此付出的种种努力以及取得的诸多成果,或许在某种程度上被其辽金史研究的光芒所遮蔽,而不那么容易引人瞩目,这里谨结合先生的相关学术经历略加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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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正本清源

历史研究所的宋史研究有比较好的基础。建所初期,有朱家源、郦家驹二位研治宋史;文革前,王曾瑜、陈智超、吴泰三位北大毕业生入所,专攻宋史。1978年以后,迎来历史学的春天,历史研究所的宋史研究也步入正轨,迸发出活力。八十年代初期,朱家源先生退休,郭正忠调入研究所,副所长郦家驹则于1985年转事全国地方志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工作。遗憾的是,吴泰先生英年早逝。即便如此,1978—2000年的20余年仍然称得上是历史研究所宋史研究的黄金期。1994年,陈智超、郭正忠、王曾瑜三位先生同时增选为博士研究生导师(历史研究所本次共增选博导4位,另一位是史学史专业的施丁先生)。

一、“入于汉学”:精深的文献功底与通贯的文献意识

“材料”与“问题”是历史研究的两大要素,“问题”的生发有赖于“材料”的运用和解读,“材料”的丰富程度直接影响着“问题”的解释与探讨。陈寅恪先生谓“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近几十年来的学术发展证明了“材料”与“问题”之间的紧密联系。大量秦汉简牍、敦煌吐鲁番文书、北朝隋唐墓志的发现、整理与研究,激发出众多新的学术议题,备受关注,成为推进秦汉至隋唐历史研究的一大新动能。自宋代以下,传世文献浩如烟海,随着大量典籍的影印出版与整理点校,加之计算机检索技术的应用推广,“材料”的不断“涌现”亦支撑着宋元明清史研究的学术进步。

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言,“在中国传统文献学的三大支柱——版本、目录、校勘三门学问中,版本研究是前提,是基础”。《四库全书总目》作为中国古典目录学的殿军之作,就其学术价值而言,学界已取得广泛共识。如余嘉锡《四库提要辩证·序录》云:“至于剖析条流,斟酌古今,辨章学术,高挹群言……故衣被天下,沾溉靡穷,嘉、道以后,通儒辈出,莫不资其津逮,奉作指南,功既巨矣,用亦弘矣。”但就笔者的体会而言,目前学界对《四库全书总目》的认识仍有两个重大误区。

首都师大历史系的李华瑞教授在《建国以来的宋史研究》一文中,以1980年中国宋史研究会的成立为界,把建国55年来的宋史研究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他认为前30年的宋史研究在中国古代史各断代史中是较为落后的,宋史研究队伍严重匮乏,他列举建国初期宋史研究者仅27人,其中包括朱家源、郦家驹二位;1980年以后的宋史研究进步迅速,大有后来居上之势。毕业于五六十年代的一批学者,到八十年代以后,与前辈学者一道撑起大陆宋史研究的骨架,其中包括吴泰、郭正忠、王曾瑜、陈智超。[1]

先生治学由文献学入门,可以说,文献学构成了他学术大厦的基石。先生对文献的浓厚兴趣,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求学期间,便已明显展露。他曾对我们讲过这样一件趣事:大学二年级时,邓广铭先生邀请王利器先生到北大历史系讲授文献学,刘师将《汉书·艺文志》所着录典籍的文献源流通通梳理一过,完成了一份长达20余万字的课程作业。这篇长稿虽算不上严格意义的学术作品,但先生对于文献学的浓厚兴趣,由此可见一斑。

相较之下,在各断代史中,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素以史料匮乏着称,传世文献记载相对较少,出土石刻资料亦无法与隋唐碑志等量齐观。那么,新一代的辽金史学人如何在有限的史料中精耕细作,进一步推进辽金史研究,便是很有价值的讨论议题。2018年3月28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举办青年史学工作坊第89期学术活动,以“辽金史料的深翻与检讨”为主题,邀请青年辽金史学者进行漫谈式的研讨,有助于我们探索和反思辽金史研究中的“材料”问题。

一是对《四库全书总目》版本源流尚存在根本性的偏差。近一个世纪以来,学界陆续对《四库全书总目》的版本系统加以探究,如傅以礼、洪业、郭伯恭、王重民、昌彼得等,但他们对浙本与殿本之间的关系探究仍是纠葛不清。其中影响最大的谬说,即将乾隆六十年的浙刻本说成翻刻武英殿本。不廓清这一问题,无疑会严重制约《四库全书总目》研究的深入。崔富章先生在《〈四库全书总目〉版本考辨》《关于〈四库全书总目〉的定名及其最早的刻本》《〈四库全书总目〉武英殿本刊竣年月考实》《〈四库全书总目〉传播史上的一段公案》等文中,通过重新解读旧材料,深入发掘新材料,总结出《四库全书总目》的三个版本系统,即浙本系列、殿本系列、其他,并论定浙本早于殿本,殿本后出,最为成熟。这一实证性结论从源头上廓清了之前学界对《四库全书总目》的认识误区。

暨南大学历史系的张其凡教授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宋史研究时,认为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大陆的宋史研究,以每10年为1期,可分为前、中、后三期。1978年至1987年为前期,这一时期的前半段发表论文的,除邓广铭、陈乐素、徐规、漆侠等五六十年代已刊发论文者外,“也有少数新人出现,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乃是同毕业于北京大学、同服务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吴泰、王曾瑜二人。吴泰大学时受教于邓广铭先生,毕业后又成为陈乐素先生的研究生,他在这一时期成为宋史研究的风云人物,在这一时期的几个热门话题上,他都发表过重要意见。”
他高度评价了历史研究所在八十年代宋史研究中的地位:

大学毕业后,先生曾自称一度“游离于学术界之外”。但在这四年里他并未蹉跎岁月,而是自发地对作为文史津逮的《四库全书总目》进行系统、深入研究,并效仿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撰写了若干文稿,这些积累无疑为此后的学术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调入北大后,他持续开设“《四库全书总目》研读”课程长达二十余年。正是在长期浸淫《四库全书总目》的过程中,先生逐步确立起一种整体通贯的文献意识,并将其内化于具体研究之中。

此次漫谈会由中国人民大学古丽巍老师主持,邱靖嘉担任引言人,受邀与谈人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康鹏、孙昊研究员和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苗润博博士。其他参与讨论的学者有包伟民教授、张帆教授以及胡恒、胡翔宇、周施廷、杜宣莹、张亦冰等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青年教师。

《总目》有多种残稿本传世,为研究《总目》纂修过程提供重要参照,但是必需首先确认其撰集时段。“关于上图、国博稿本的抄成时间,学界有过不少讨论。最早研究上图稿本的沈津先生及首先介绍国博稿本的黄燕生先生先后做出过推测,然皆未得其实。真正解决这一问题的是崔富章先生。他发现上图稿本中收录五种尹会一着作的提要,乾隆四十六年三月,尹会一着作因涉及文字狱而遭到禁毁,故此稿本抄成当在此前,应为乾隆四十六年二月进呈的《总目》初稿。崔氏的判断与稿本所提供的线索及纂修档案所反映的情况相符,实为不刊之论。”(苗润博《台北“国家图书馆”藏〈四库全书总目〉残稿考略》,《文献》2016年第1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宋辽金元研究室,一度十分兴盛,80年代时,有郦家驹、朱家源、王曾瑜、陈智超、吴泰、郭正忠等专攻宋史者。郦家驹在20世纪40年代与50年代先后在成都、北京受业于蒙文通先生,80年代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所长,他发表了《试论韩侂胄评价的若干问题》、《北宋时期的弊政和改革》、《两宋时期土地所有权的转移》等文,又是《中国史稿》第五册的主要作者之一。虽然由于担任行政工作,发表的论文不多,但他在中国宋史研究会成立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重要作用。吴泰掀起了关于宋江、岳飞等方面的大讨论,名震一时。惜乎在80年代即英年早逝。王曾瑜关于政治、军事、经济方面的论文,朱家源关于经济方面的论文,陈高华、吴泰《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郭正忠关于盐业与经济方面的论文,都有举足轻重之份量。

先生通贯的文献意识集中体现在他这样一段话中:“史料熟不等于文献熟,史料熟只是局限于某一断代,而文献熟则是一种整体的感觉。一旦文献熟了,上起先秦、下迄明清的史料都可以从容处理。”正是这样的意识与能力,才使得他能够在长时段的历史脉络中发现问题,并探寻问题背后的深层意义。

本活动属于人大青年史学工作坊之“史料工作坊”系列。首先,古丽巍介绍了此次漫谈会的缘起和各位引言人、与谈人的学术背景,并向各位参会的老师、同学表示欢迎和感谢。

另一个问题则是,目前有相当一部分研究者将《四库全书总目》与《四库提要》混为一谈,以至于习非为是,反映了研究者目录学知识的缺乏。不厘清这一问题,便会使我们对《四库全书》与《四库全书总目》的成书过程不能有一个基本的正确认识。崔富章先生在《关于〈四库全书总目〉的定名及其最早的刻本》一文中,利用《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中“系以《提要》,辑成《总目》,依经、史、子、集部分类众,命为《四库全书》”的记载,指出“所谓‘系以提要’,即在万余种图书之开卷副页右方,各粘贴《提要》一篇;所谓‘辑成总目’,则是将万余种图书提要抄出,会辑而成刘向《别录》式的《总目》一部”。作者还指出,“《总目》好似一座大厦,《提要》乃建筑砖石,此外还有总序、小序、按语等梁木结构”。这一结论无疑是建立在作者深厚的目录学修养之上的,一扫学界之前的认识误区,对于学界认识提要、《总目》的成书过程是一个重大的推进。在此基础上,作者通过辨析诸本提要,得出可靠结论,即《四库全书总目》代表四库提要的最高水平,为今后提要的利用者指明了方向。

1988年至1997年为中期,他列举这一时期大陆宋史研究的基地及其主要成果时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宋辽金元研究室,一度十分兴盛,进入90年代后,却日渐衰微……虽然如此,郦家驹《韩酉山序》、王曾瑜的《宋朝阶级结构》、陈智超的《解开“宋会要”之谜》和《宋会要辑稿补编》、郭正忠的《宋代盐业经济史》和《宋盐管窥》及《三至十四世纪中国的权衡度量》等着作,仍有举足轻重之分量,保持着较高的水平,令海内外宋史学界不敢轻视。”[2]

二、“出于宋学”:全局性的问题意识与深刻的学术关怀

随后,邱靖嘉作为引言人,对此次漫谈会的主题做了解释说明。在各断代史研究中,辽金史最为薄弱,尤其与前后相承的唐、宋、元史研究相比,更显萧条,造成该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史料的缺乏。目前,研治辽金史主要依靠的还是《辽史》、《金史》两部元修正史,辽金时期的传世文献,确为辽代的仅有一部韵书《龙龛手镜》,金代尚有《大金吊伐录》、《大金集礼》以及几部金人文集,数量少得可怜,出土石刻资料也不如唐宋丰富,而宋元文献有关辽金王朝的记载十分零散,不易搜检。虽自近代以来,几代辽金史学者利用有限的史料奋力开拓,已取得可观的学术成果。但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材料”问题一直是制约辽金史研究进一步发展的重要瓶颈。约十年前,刘浦江教授在《历史研究》上发表《穷尽·旁通·预流:辽金史研究的困厄与出路》一文,曾谈及这一问题。据他粗略估计,“辽金史史料仅及宋代文献资料的三、四十分之一”,“尽管材料如此匮乏,但在今天的辽金史学界,传世文献资料仍远未得到充分的发掘利用,传统史学方法也还远远没有被发挥到极致”,并指出从辽金史研究对于史料的利用应从此前的“粗放式耕作”走向“精耕细作”。那么我们该如何“精耕细作”呢?这就直接催生出本次漫谈会的主题“辽金史料的深翻与检讨”,对此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试作解题。

此外,《〈楚辞补注〉汲古阁刻本及其衍生诸本》一文也是作者利用版本学、校勘学实现“正本清源”的典型案例。崔富章先生指出,1983年3月中华书局排印《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楚辞补注》点校本所使用的底本并非康熙元年毛晋汲古阁原刊本,而是同治十一年金陵书局重刊本。类似这样的案例分析,对于当前的古籍整理工作无疑是有指导作用的,这也正是作者所强调的“修学好古,实事求是”的古籍整理精髓之所在。

郭正忠先生主要研究宋代的盐业经济、商业以及古代度量衡。陈智超先生的研究以宋代文献学为主,尤其对《宋会要》和《旧五代史》用力最深,成就最大。他是《中国史稿》宋代部分的执笔人之一,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三册的主编和宋代经济史的撰写者。他的研究还涉及宋代社会史、金元道教史、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史等。近年来,他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整理陈垣老的学术文稿、书信,梳理陈垣、陈乐素的学术思想。王曾瑜先生的研究广泛涉及宋代经济、社会、政治、军事、社会生活等方面,着述颇丰,主要着作有《宋朝阶级结构》、《宋朝兵制初探》、《辽金军制》、《尽忠报国——岳飞新传》、《岳飞和南宋前期政治与军事研究》、《荒淫无道宋高宗》、《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等。退休以后,他又尝试将岳飞和南宋前期史研究的成果演绎成历史小说,出版了七部系列历史小说。

先生在《松漠之间》自序中称:“对于研究课题的选择,我向来有两个原则:一是追求重大题材,即关注重要的、关键的、核心的问题;二是追求难度系数,偏好难度较大的、前人没有发现或者未能解决的问题。”正是在这种意识的激发下,他写出了一系列高水平论文,解决了诸多“既大且难”、关涉全局的学术问题。

第一,大力发掘辽金史的新资料。辽金史料虽少,但若深入翻检、挖掘,其实仍可发现许多尚不为人知的新史料。刘浦江教授即已指明方向,提示应“将辽金史研究的史料范围扩大到五代十国、两宋、西夏乃至元、明、清等历代文献,并旁及高丽、日本等域外文献;尤其是宋、元时代的传世文献,其中有关辽金史的史料仍有很大的发掘利用空间”。近年来,已有一些青年学者循此路径,从宋元类书、明清方志等书中搜掘出一些新的辽金史料。此外,辽金石刻资料亦需进一步搜集与整理。

二、考镜源流

郭正忠先生已经离开我们十三年了。他是一位勤勉的学者,晚年罹患癌症后仍笔耕不辍,直至生命的最后。他的学术成果受到广泛好评。经济研究所的李根蟠研究员在评价文革后的中国经济史研究时谈到:“以生产力为中心的部门史的兴起,是新时期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显着特点之一。”手工业研究中盐业史成绩尤着,“出版了郭正忠的《中国盐业史*古代编》、《宋代盐业经济史》、彭久松的《中国契约股份制》等一批论着,从科学技术、生产力、生产关系、经营管理制度到国家对盐业经济的干预和管理,研究相当深入。”[3]原杭州大学历史系的梁太济教授在为郭着《两宋城乡商品货币经济考略》所写的出版推荐意见中说:“其中所体现的作者对中国古代经济社会发展整个过程和宋代经济社会总体面貌把握的准确,也是值得称道的。这部着作对许多具体历史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也对有关论着中的疏失和古代文献中的错讹作了辨析和纠正。新见跌出,构成了这部着作的显着特色。这些新见,不仅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且证据翔实,论述充分。”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的关增建教授对郭着《三至十四世纪中国的权衡度量》给予高度评价:“该书对一千多年间中国度量衡的纷繁实况和变迁作了详尽的阐述,填补了前人论述的空白,并对许多早有定论的陈说提出了大胆质疑,予以匡正。该书以新颖的视野看待传统的度量衡问题,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性的观点。”[4]郭先生的学术成果和治学精神是留给我们后辈学者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正统与德运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核心问题之一,先生对此有过长期的关注与深入的思考。《“五德终始”说之终结——兼论宋代以降传统政治文化的嬗变》一文,即对德运学说终结的缘由做了通盘的考察,揭示出两宋时期传统政治文化的重大转型,及其对中国古代后期历史的深远影响。《德运之争与辽金王朝的正统性问题》则以辽金两朝的正统性为线索,系统地剖析了辽金元明清历代对北族政权的政治定位问题,进而勾勒出近千年来华夷观念的演变轨迹。又如阻卜与鞑靼之谜,是困扰自王国维以来中外学人的一道世纪难题,《再论阻卜与鞑靼》通过全面考索辽金元文献及契丹、女真文字材料,终于破解了这一谜团,为阿尔泰学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即便是辽金史范围内的具体议题,先生也时时表现出统摄全局的眼光,如《金朝初叶的国都问题——从部族体制向帝制王朝转型中的特殊政治生态》一文,便是将金初的国都问题置于整个北族王朝政治体制变迁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其研究理路颇具启发意义。

第二,对已有辽金史料的深入分析与研究。传世的辽金史料往往来源复杂,既有源出辽金官方记载者,也有宋元人的转辗讹传,需要从史源学的角度加以仔细辨析,去伪存真。如元修《辽史》、《金史》各部分史料来源不同,间有元朝史官的叙述,可信度有别;又《三朝北盟会编》卷三所载女真史料历来引用者甚多,孰不知此卷系徐梦莘杂采诸说剪裁拼接而成,其中颇多讹误,需提高警惕。另外,如《册府元龟》、《续资治通鉴长编》、《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大部头史籍记有许多辽金史事,虽略为人所知,但尚未引起学者的充分注意和研究。

张之洞《书目答问·略例》云:“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1961年,姜亮夫先生出版《楚辞书目五种》。前型俱在,后辙可循。崔富章先生又赓续其事,踵事增华,于1993年出版《楚辞书目五种续编》。2003年先生任总编纂的《楚辞学文库》蒇事付梓。2005年,先生又完成《楚辞书目五种三编》,在此基础上勒成《楚辞书录解题》。至此,楚辞研究方面的版本、着录几乎一网打尽。作者从80年代开始,陆续致力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补正工作,出版《四库提要补正》,对《总目》多有是正。

1995年,陈智超、郭正忠、王曾瑜三位博导招生,由于研究生院外语试卷偏难,文史哲专业的考生很少能及格,招生名额被国际片、经济片、政法片各系瓜分,三位导师谁也没招上生。陈智超、郭正忠先生相继退休。1997年和2000年,王曾瑜先生先后招上两名博士研究生,其间还有两位博士后进站接受他的指导。2001年,郭正忠先生在于疾病斗争三年后去世。2004年,王曾瑜先生退休。历史研究所的宋史研究队伍,相比1980年代严重萎缩。2007年,1977年出生的梁建国于北大取得博士学位后入所工作。至此,历史所共有三位中青年研究人员专事宋史研究。江小涛主要研究宋代的教育、学术与政治史,沈冬梅主要从事宋代文化史研究,梁建国侧重宋代的士大夫、社会生活史、城市史研究。编辑部的张彤、曲鸣丽也研治宋史。我们正在争取吸收两位从事宋代经济史、政治史、社会史的学者,进一步巩固历史研究所的宋史研究阵地。

不难看出,先生内心深处的学术旨趣在于关注历史发展的核心问题与脉络走向,这种深刻的学术关怀显然已经超出了一般意义上断代史研究的范畴,而是在努力探求一种多元的研究路径和恢弘的学术格局。

第三,对于辽金史料的批判与检讨。在明晰史料来源之后,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其历史记载的文本是如何生成的,并将其置于当时的情境之中去加以解读,以期了解编撰者的心理和意图。这就牵涉到当下比较时髦的史事建构和历史书写问题,对于辽金史研究而言可谓是一个崭新的视角,通过批判、检讨既有史料,我们可能会生发出新的历史认知,甚至颠覆某些熟知的“历史常识”。比如今本《辽史》、《金史》的编纂过程十分复杂,若对其历史记载体系加以解构,或许可以看到辽金历史的另一面相。

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古籍版本的确定无不根植于校勘实证中,乔秀岩先生指出:“古籍整理的出发点是版本。调查各种现存传本,分析其间的关系,是版本学的任务。”同时,“文献学之宗旨,在抵制合理化统一,保存历史原貌。校勘学之出发点,在怀疑白纸黑字。孰是孰非,标准不得不求诸‘例’”。从学术源流的角度,作者对《楚辞》版本、楚辞文献等详加考辨,确定楚辞校勘文献包含善本、校勘着述、四部典籍所引之《楚辞》正文及王逸注文三大类。

辽金史在中国各断代史研究中开展较晚。由于史料匮乏,专业研究工作者偏少,长期以来研究水平相对滞后。20世纪30年代以后,学人一方面在清儒的基础上继续从事对《辽史》和《金史》的补正、校勘及史料辑录工作,另一方面开始用近代史学方法研究辽金史。研究成就最着者当推冯家升、傅乐焕、陈述和金毓黻。冯家升和傅乐焕分别留学德国和英国多年。解放以后院系调整中,冯、傅、陈进入中央民族学院,后来冯和陈转入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金毓黻进入中国科学院近代史所。除陈述先生外,其他三位先生1950年以后的辽金史着述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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