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译注》,许多人对于《论语新甫京3522》的全面认识自《论语译注》始

臣言,奉敕赐石砚及法书五卷,天旨又以臣书小进,更使勤习,敬阅籀篆,侧观砚功,张卫惭奇,金琼羞丽。臣夙乏翰能,素谢篇伎,空贲恩辉,徒隆慈饰,方停烟墨,永砥学玩,仰结圣造,伏铭私荷,不任下情。

  二、本书译注时所参考之文献要目:

“杨先生一生在古汉语语法、古籍整理、古书的注释和翻译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对《左传》的研究成果《春秋左传注》,更是在世界上得到普遍好评的不朽之作。他为贵国值得骄傲的古老文化的普及和传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我们这里,每一个汉学系的大学生都知道他的名字,大家心中对他充满了敬佩与感激之情。”

1926年,杨伯峻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29年至1930年之际,北京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失去了关系。这时他政治上没有了寄托,在治学方向上既想搞文学,又喜欢考证,因而也不免感到彷徨。他平时常在北大学生会办的刊物上发表一些诗词作品,博得师友们的好评。有次他发表了一首七律,其中有二句是:“此心常恐无归处,彼岸何曾有到时。”反映了这一时期苦闷复杂的心情。

经过20余年几代人的努力,《苏轼全集校注》终于全部脱稿,并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苏诗、苏词是在旧注的基础上另作新注、补罅删芜、订讹纠谬、释词解义。苏文除了略参考《经进东坡文集事略》注释外,大多为首次自作新注、考订编年、探究本事、解释词义,都有所创获。

去年秋天,阅读中发现了此引文的真实出处,三十多年来的这个心结终于解开了,真令人喜出望外;清刘淇等人误注了三百年的引文出处得到了订正,从此以后,人们也不再误注误引了,心窃喜之,故写此文以记之。

  [说明]

杨伯峻倾注全力,辛勤积累,以大量版本用来校勘,并且参考了各种类书和唐宋以前各种书籍的引文,取长补短,参酌比较。然后又广泛阅览经史百家之书,包括《三礼》和《公羊传》《谷梁传》以及《史记》中有关春秋各国的记载相对勘。他还充分利用了甲骨金文等考古材料,凡有可以采取的材料,都一一摘录。按《春秋左传》的编次作成“长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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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磨一剑 迄今最权威的苏轼全集校注本出版

清人刘淇名着《助字辨略》和近人杨树达先生名着《词诠》等书中有这样一则引文:“伏铭私荷,不任下情。”其引文出处注为:“谢朓《谢左传启》。”笔者先是在《词诠》卷5“任”字条(如见2004年7月中华书局北京第2版第14次印刷的版本第259页)中发现出处有疑惑,后来才追溯到《助字辨略》卷2“任”字条(如见中华书局2004年7月根据1954年章锡琛先生点校本第3次印刷的版本第117页)也有同样的引文和所注出处。

  2.卢文弨、谢墉校注:即谢墉本(见上)之校注。该本校注,后人亦多附刊,然所标姓名不尽相同,如《集解》称“卢文弨曰”,《增注》称“谢墉曰”。谢墉序其书云:“不揆梼昧,间附管窥,皆正杨氏之误,抱经不我非也。其援引校雠,悉出抱经。参互考证,往复一终,遂得■事。”可见其校当出于卢文弨,其注当出于谢墉之手。然谢墉所注,除自己心得外,尚吸取了赵曦明、段玉裁、吴骞、朱奂、汪中之说。只是谢墉未细加标明,故今难以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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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雅理读书

陈寅恪先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而苏轼正是宋代文化最杰出的代表,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位罕见的全才。苏轼创造的文化世界,曾有“苏海”之称。全面系统地整理他的作品,编著一部集诗、词、文于一身的《苏轼全集校注》乃是一项劳苦功高的浩大工程。该书的出版不仅为读者提供了一部详实的苏轼诗、词、文集,也为苏轼研究及宋代文学、文化研究提供了一部可资凭藉的资料汇编,对于学术之发展、传统文化之继承、文化建设之繁荣意义重大。(王

引自《全梁文》卷38。建平王,是指宋文帝刘义隆第七子刘宏长子刘景素的封号。建平,地址在今四川巫山一带。从刘景素幼年起,江淹便做他的师傅和幕僚,曾受宋孝武帝刘骏的刺命,赐建平王石砚等物,刘景素通过江淹回书叩谢,江淹因此写了这篇恭维刘景素和宋孝武帝的文章。“伏铭私荷,不任下情”是当时常用的客套话,即我恭敬地把您和圣上恩惠永远铭记在心,属下简直担当不了这些恩惠和感激之情。

  7.《荀子增注》:指日本山世璠正编、久保爱增注、土屋型重订之《荀子增注》,日本文政八年(1825
年)平安书林水玉堂刊本。此书之底本为世德堂本,另据两汉以上之典籍以及宋本、元本、小字元本、韩本、孙鑛评本、标注本、谢墉本校之。凡改易文字,则必据宋、元本,若宋、元本无异同者,虽他书有之,也不妄改,要期复古;凡宋本之异同必录。故此本实为校释《荀子》者所必阅。

杨伯峻广为搜求《春秋左传》的有关材料已有年头了,到了中华书局以后,又辛苦经营了四五年之久,随已发生十年动乱。他所作的“长编”只写到襄公而不得不在一片“打倒”、“砸烂”声中停笔了。“长编”积稿等身,在动乱中散失。他本人也在1969年9月随中华书局全体干部下放文化部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劳动。在当时情势下,他纵然不能忘情于《春秋左传注》和中国的古文献学,但再也没有可能去顾到它了。

为冯玉祥将军夫妇讲解白话文

1986年,中华书局又出版了孔凡礼校点、刘尚荣任责任编辑的《苏轼文集》。此书以明代茅维刊本《苏文忠公文集》为底本,其主要成就仍在校勘、辑佚方面。此书的校勘“除采用9种主要校本通校外,还使用了金石碑帖、宋人别集、年谱、笔记等多方面资料以解决个别篇目的疑难问题。文集中的制、奏议、尺牍、题跋、杂记各类又寻觅了各自的参考校本如《宋大诏令集》《历代名臣奏议》《苏长公二妙集》《东坡志林》等等。此书辑得苏轼佚文400余篇,编成《苏轼佚文汇编》附于全书之后,颇有参考价值。不过,此书校勘记体例不统一;异文取舍不尽恰当;对墨迹、刻石资料缺乏辨析;辑佚则显得过滥,考辨不精,甚至有《文集》正文已收入者;标点断句也颇有值得商榷之处。1990年,内蒙古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吴雪涛著《苏文系年考略》,以清光绪、宣统年间覆刻明成化本东坡七集为准,对苏文作了全面系统的编年。除去《外制集》《内制集》已标明写作时间的诏令类外,此书为1699篇苏文系年,约占《外制集》《内制集》以外2030篇苏文的84%。这是苏文的首次编年,有开创之功。

因手边上海书店出版的《昭明文选》字小,笔者便只好在网络上检看江淹《诣建平王上书》这篇名着,又看到下一篇文章是《建平王谢赐石砚等启》,顺便细看了一下,无意中才猛然看见该引文本出自江淹这一篇文章上,刘淇、杨树达二人的引文出处都张冠李戴了,竟然错注了引文出处一为近300年,一为80多年!江淹的这篇短文不长,现摘录如下:

  18.孔颖达《尚书正义》引文:据中华书局 1980 年 10
月版《十三经注疏》。

未竟的心愿

因他杨伯峻古文基础较好,来到北京后决定报考北京大学预科。他读了两年预科,又在中文系本科读了四年。在这四年间,他向钱玄同、吴承仕、余嘉锡、黄节和陈垣等名师学习。后来又成为黄侃的入室弟子,同学之间戏称他为“黄门侍郎”。但他的治学门径,主要还是从当时担任清华大学教授的叔父杨树达那里获得的。

近日,历时20年、规模900万字、全20册的《苏轼全集校注》出版座谈会暨赠书仪式在北京举行。《苏轼全集校注》是第一部对宋代大文豪苏轼的诗集、词集、文集进行全面校勘、注释、编年、辑佚的大型古籍整理著作。苏轼学问海涵地负,其全集涉及知识面极广,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哲学、宗教学、历史学、语言学、文学、艺术学、博物学、地理学、医学,几乎无所不包,因而校注难度极大。经四川大学中文系几代学者的努力,本书终于在2004年全部脱稿;又几经修订,于2010年由河北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

根据引文出处所说,我找来中华书局出版清人严可均辑录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3册《全齐文·谢朓·谢随王赐左传启》等文本查找,全文无以上引文,又细细查阅谢朓的全部诗、文均无以上引文,亦无《谢左传启》这一篇名。再查《艺文类聚》《初学记》《骈文类钞》《北堂书钞》等有关章节,亦无此引文。所查时日经久,费力甚巨,手工操作,目力所限,在浩如烟海的古籍中,犹如大海捞针,竟不得而知该引文的真实出处。查找中,昭名太子萧统《谢敕赉水犀如意启》有文云:“伏深荷跃,不任下情。”(《全梁文·昭明太子统》卷19第5页,总第3061页)与引文相似,疑为刘淇等人引注有误,或有所改动。于是我便就此打住,姑且作此结论,但内心仍很不踏实,时而叨念着此引文的出处。说起来,这是1980年前的旧事了,目的是为了校勘《词诠》这本工具书的引例,才这样煞费苦心的。当时计算机才刚在我们云南边疆推广,更无什么先进的检索软件。校勘、训诂,一切都按传统老办法进行工作。

  1.《集解》:指王先谦《荀子集解》,据光绪辛卯(1891
年)思贤讲舍刊本。其详情见本书《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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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伯峻并不因遭劫难而停笔。到了兰州以后,中华书局在1958年6月出版了他的《论语译注》,他又继续从事《论语译注》的姊妹篇《孟子译注》的撰述。这时他的工作条件已远不如当年了,但是作为一位学者,对理想的追求是执着的,不论条件多么艰苦,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孟子译注》终于在1960年1月由中华书局出版了。出版时着作人的署名却为:“兰州大学中文系《孟子译注》小组”。当时像这样的所谓“集体着作”,并非只是《孟子译注》一种,并不奇怪。到了20年后的1981年6月第五次重印时终于改正了过来。

相关链接

查《助字辨略》的版本,大致有如下一些:康熙五十年的卢承琰本,乾隆四十四年的国泰本,咸丰五年,近人杨树达先生作序的民国14年据海源阁刊刻的长沙本,近人章锡琛先生1939年、1954年、1982年和2004年的校注本等多种版本,其他该书的各种手抄本、书院刻本就更多了。至于《词诠》的版本也有如下一些:1928年10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本,1954年10月中华书局根据商务印书馆原版重印本,1979年10月中华书局北京第2版第11次印刷本、2004年7月第14次印刷本,1986年5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词诠》,1977年6月台湾商务印书馆根据初版排印的“台四版”,等等。以上这些版本除了康熙五十年的卢承琰本,乾隆四十四年的国泰本我无法找到查阅外,其余的版本我都想法一一查找和核对过,这则引文和所注出处都是同样的。

  15.梁启雄《荀子简释》:古籍出版社 1956 年 11 月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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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人和教授知道后告诉了杨树达。杨树达不知道杨伯峻和党的关系,只是从选择专业上所流露的徘徊心情去看待这件事情,于是便指导杨伯峻搞《列子集释》。恰巧杨伯峻的同班同学许维遹正在搞《吕氏春秋集释》,他们便相互切磋交换资料。等到北大毕业的时候,《列子集释》也已完成。这部《列子集释》原稿由杨树达保存了二三十年,直到1958年才由龙门联合会书局出版,但还是可以认为是杨伯峻最早的一部研究和整理出版的古籍。

历代学者对于苏轼著述的整理已取得很大成绩。不过,迄今为止,尚无一部苏轼文集的校注本,更遑论合苏轼文、诗、词于一体的全集校注本。究其原因,乃在于苏轼著述过于庞大,以个人之精力很难完成全集的校注工作。正因如此,地处苏轼故乡的四川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承担起这一艰巨任务。

  14.刘向《新序》:据上海涵芬楼影印明嘉靖翻宋本,四部丛刊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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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型关大捷

全书126卷。包括苏轼诗集校注50卷,词集校注3卷,文集校注73卷,另附苏轼文集辑佚6卷。不少作品后面有“附录”和“辑评”,为读者提供了大量相关的写作背景信息和评论资料。

  30.《淮南子》及高诱注:据中华书局 1989 年 5
月版《淮南鸿烈集解》。

显然这只是一部资料汇编性质的书籍,是不适合一般读者阅读的。杨伯峻发现了这些问题,认为在众说纷耘之中,如果能够采取最接近原著本意的说法,加以通俗的注解,并且译成现代汉语,岂不是有益于一般读者,尤其是有益于青年读者了解、研究《论语》这部书的大好事?

对《论语译注》这样的书,能够深入浅出地介绍给读者,这是难能可贵的。要作到既能“深入”,又能“浅出”,看起来似乎并非难事,如果没有扎实的功力,进行过深入独到的研究,缺乏相关学科的广博知识,而又不善于表达,是不能达到目的的。

苏词的整理成果最丰,在编集和笺注方面都不乏佳作。1991年,中华书局出版简体字横排增补本《全宋词》,由唐圭璋编、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第一册收《苏轼词》360余首。在按调名编次的各种东坡词集中,此本收苏词最多。注本方面,整理旧注以刘尚荣校点的《傅干注坡词》成就最高。该书以国家图书馆所藏清钞本为底本,以北京大学、中华书局所藏傅注钞本和有代表性的6种苏词及其他版本为校本,凡重要异文皆出校记,同时区别苏轼自撰词题、词引和傅干补添的题解、校注,校订傅注所引经史子集的文句,补标傅注引文出处。书后附有附录三种,一是《注坡词补佚》,二是《历代题跋选录》,三是《苏词版本综述》。新注本最著名的是龙榆生的《东坡乐府笺》,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58年重印,是流传最广的苏词注本。1974年华正书局、1979年香港中华书局都曾刊行。商务印书馆重印本各词之后首列校记,后为笺注,部分笺注后列有评、本事附考或附录,分别收录诸家有关苏词本事的记载或考证、评论。在龙笺后数十年,1968年香港万有图书公司出版了曹树铭校注的《苏东坡词》,1980年曹氏对全书作了修订,1983年、1996年台湾商务印书馆两次印行。1977年,台北学艺出版社出版了郑向恒的《东坡乐府校订笺注》。1990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石声淮、唐玲玲的《东坡乐府编年笺注》。1998年三秦出版社出版了西北大学薛瑞生的《东坡词编年笺证》,代表了苏词新注本的当代水平。此书收苏词360首,在编年上颇下功夫,订正前人编年之误者10首,新编年者103首,共编年317首,几占苏词十分之九。但是此书少部分编年词仍有穿凿附会之嫌,尤其是处理互见词、可疑词不够审慎。2002年9月,中华书局出版了邹同庆、王宗堂的《苏轼词编年校注》,含编年词292首,未编年词39首;附编他集互见词8首,存疑词11首,误入苏集词53首。在词语注释、编年审订,特别是在某些词章收录流传的文献轨迹上功夫极深,也是目前苏词新注中成就颇高者。

  37.许维遹《韩诗外传集释》:中华书局 1980 年 6 月第 1 版。

《论语》和《孟子》是杨伯峻从小就熟读的书,到了晚年,不少章节和段落仍能背诵如流。他常说小时他虽能背诵这些经书,但对其内容却不甚了然。尽管如此,他选择《论语》作为译注古书的第一件重要工作,并不是偶然的。杨伯峻认为,如果要讲中国文化史,孔子自是承先启后的第一人。从西汉以至清末两千几百年间,《论语》成了士子的必读书。现在我们要研究孔子,也不能忽视《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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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以来,苏轼著述的整理有了更大的进展。除了上述宋、元、明、清各种旧本的大量重新刊印以外,也出现了不少新的整理成果。苏诗如1982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以王文诰注为底本的《苏轼诗集》,由孔凡礼校点、刘尚荣任责任编辑。此书在校勘和辑佚方面颇有成就,“使用了今所知见的10余种极珍贵的苏诗宋、元刻本及有参考价值的部分明、清刻本作为主要校本;又参考了存有苏轼真迹的金石碑帖与著录金石诗文的专著;还充分利用了清人、近人校订苏诗的成果。全书采用汇校方式,整理出4000余条校勘记,分载于各卷之后。这些校勘记忠实录存下种种苏诗珍本、善本、孤本、秘本的异文资料”。此书除了恢复王文诰删去的补编古今体诗、他集互见诗4卷外,还新收了辑佚诗29首。

  4.郝懿行《荀子补注》:据齐鲁先喆遗书本。

为冯玉祥将军夫妇讲解白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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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去世后,尽管宋徽宗和蔡京曾严禁传播他的著述,甚至在崇宁二年诏毁苏集印版,但民间对其作品的热情丝毫不减,至迟在宣和元年,“东坡海外之文,中朝士大夫编集已尽,虽予之笃好者,亦以为无余矣”。到了南宋,在朝廷排斥王安石“新学”、推崇元佑学术的背景下,苏轼的著述,尤其是文学作品更得到空前的传播,具体表现为文集、诗集、词集的收集整理、编辑注释和刊刻印行的全面勃兴,出现了“家有眉山之书”的盛况。此后历元、明、清各代,苏轼著述的整理刊行一直长盛不衰。

  33.王引之《经传释词》:岳麓书社 1985 年 4 月版。

1926年,杨伯峻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29年至1930年之际,北京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失去了关系。这时他政治上没有了寄托,在治学方向上既想搞文学,又喜欢考证,因而也不免感到彷徨。他平时常在北大学生会办的刊物上发表一些诗词作品,博得师友们的好评。有次他发表了一首七律,其中有二句是:“此心常恐无归处,彼岸何曾有到时。”反映了这一时期苦闷复杂的心情。

显然这只是一部资料汇编性质的书籍,是不适合一般读者阅读的。杨伯峻发现了这些问题,认为在众说纷耘之中,如果能够采取最接近原着本意的说法,加以通俗的注解,并且译成现代汉语,岂不是有益于一般读者,尤其是有益于青年读者了解、研究《论语》这部书的大好事?

苏轼一生将写作视为最快意之事,因而足迹所至,总要留下各种形式的作品。他生前就有大量的诗、文、词作品编辑成集、刊刻印行。除了他自编或参与编辑的《南行集》《岐梁唱和诗集》《东坡集》《和陶诗》之外,更多的是他人所编。如王诜、陈师仲所编两种《钱塘集》,陈师仲所编《超然集》《黄楼集》,熙宁末年的《眉山集》,元佑年间的《汝阴唱和集》,陈慥所编《苏尚书诗集》,刘沔所编《东坡后集》,张宾老所编并载于蜀本的《东坡词》,契丹范阳书肆所印《大苏小集》等等。这些作品当时流传极广,不仅在宋王朝辖境拥有广泛的读者,如苏轼的政敌王安石在熙宁末就已读到《眉山集》并次韵雪诗五首;而且流入邻邦契丹、高丽的书肆,如苏辙元佑年间出使契丹便发现“谁将家集过幽都,逢见胡人问大苏”的情形;苏颂更在元丰二年便称苏轼“拟策进归中御府,文章传过带方州”,注明“前年高丽使者过余杭,求市子瞻集以归”。

  14.高亨《诸子新笺》:山东人民出版社 1962 年 1 月第 2 版。

历来研究、注释《论语》的著作很多,就以近人程树德的《论语集释》为例,全书三大册,字数以百万计,征引的书籍达680种之多,搜集古今学人对《论语》的解释相当完备。但这样的书籍,一是流传不广,有机会读到的人显然很少;二是这样广征博引的书,内容必然繁冗,除了专门研究者,一般读者也很难有耐心读下去;三是《论语》里的每一句话,几乎都有几种不同的解释,究竟应该怎样理解才是正确的,撰著者却很少下断语。

杨伯峻认为,中国讲汉语虚词的书,自元代卢以纬的《语助》以来,不下数十种,但是有一个共同的缺陷,也就是缺乏甚至没有历史观念和地区方言观念。正因为这样,一个常用的虚词,甚至平列二三十种用法,几乎使人目迷神眩。

在南宋,苏轼的著述传播到日本。镰仓、室町时代的五山禅僧开始抄录、注释、讲述苏轼的诗作,到1534年,日本出现苏诗的讲义录集《四河入海》,全书25卷,由五山禅僧笑云清三抄集北禅和尚《脞说》、慧林和尚《翰苑遗芳》、一韩《翁听书》、万里居士《天下白》4部讲义组成,其底本是传到日本的元刊本《增刊校正王状元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在《翰苑遗芳》中,收集有《施注苏诗》的注释,可作为宋刊施注本的辑佚。在日本刊行的苏轼别集版本极多,不胜枚举。苏轼的著述传到欧美,引起西方汉学界的兴趣。除了研究著作外,也出现了一些苏轼作品的英、德、法和其它欧美语言的译本、选本,内容包括苏轼的诗、赋、古文等等。总而言之,苏轼在文学上的影响远远超出国界,他的作品不止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并已成为国际性的比较文学研究范本。

  12.刘师培《刘申叔先生遗书》第二十八册之《荀子斠补》与第二十九册之《荀子补释》:宁武南氏校印,1936
年铅印线装本。

他注意到这个问题已几十年,曾经考订过若干种古籍的著作年代,依年代早晚排列,逐代研究每种古籍的虚词用法,积累了不少研究资料。其次,《汉语虚词历史词典》考订虚词用法,但唐宋元明及其以后的口语虚词,因为文献难以遍读,很多地方不敢贸然作出定论,但可以将殷墟甲骨卜辞至隋代部分先行写出,然后再继续着手唐宋元明及其以后部分的工作。他主张在这部词典里不仅收单词,而且收复音词,必要时也收词组,说明各种用法,以及它的发生、发展、变化和消亡的过程。

但是这样的日子并不长,在《论语译注》向中华书局交稿不久,杨伯峻却在“反右派运动”中遭了殃。这时他一面接受批判,一面照常讲授古代汉语,耐心地引导同学们学习。不久被临时安排教历史系的古代汉语和《史记》。历史系的同学们很喜欢听他的课,用心记笔记,很多同学也没有把他看作右派,而认为他是一位真正有学问的教授和学者。1957年暑假后,他被调到了兰州大学中文系。

此外,苏轼生前还撰述修订了《易传》《论语说》《书传》《志林》《艾子杂说》等专著和杂著。据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记载:“作《易传》未完,疾革,命公述其志。公泣受命,卒以成书,然后千载之微言焕然可知也。复作《论语说》,时发孔氏之秘。最后居南海,作《书传》,推明上古之学,多先儒所未达……有《东坡集》四十卷、《后集》二十卷、《奏议》十五卷、《内制》十卷、《外制》三卷。公诗本似李、杜,晚喜陶渊明,追和之者几遍,凡四卷。”若加上《志林》和《艾子杂说》,总数在100卷以上,可见其著述之宏富。而且,这还并非苏轼写作的全部。

  19.孔颖达《毛诗正义》引文:据中华书局 1980 年 10
月版《十三经注疏》。

杨伯峻去世后,素未谋面的苏黎世大学汉学院教授高思曼,为这位远在东方的同道发来唁电:“在我们这里,每一个汉学系的大学生都知道他的名字,大家心中对他充满了敬佩与感激之情。”

《春秋左传注》第一版

苏轼留下来的各种著述,不光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也是全世界的文化遗产。早在北宋神宗时期,苏轼的作品就已流传到高丽,其后影响高丽、朝鲜直至现代韩国的文坛。高丽高宗23年,著名文学家李奎报的门人崔君址将从中国买来的苏轼著作重新刊刻为《东坡文集》,可惜这一高丽雕刻本今已失传。近世朝鲜更出现了好几种《东坡源流》,是苏轼学术渊源和作品选录的汇编本。正如韩国学者洪瑀钦教授所说:“苏轼在韩、中比较文学史上占有的地位和意义,可以说比陶渊明、李白、杜甫等文人更深刻而广大。”

  20.杨柳桥《荀子诂译》:齐鲁书社 1985 年 2 月第 1 版。

杨伯峻自认为比较自信的是不浪费时间。在他的心目中,别的东西丢失了,大都可以找回来,只有光阴一去不回头。他常认为自己“天赋不高,勤以补拙”,虽是自谦之词,但是这句话不仅道出了他学有所成的奥秘,也确确实实总结出了古往今来许许多多有成就的学者,几乎没有例外的一条共同的治学规律。他不但注意研究古汉语,对现代汉语也很下功夫。正因为这样,他所撰写的东西,文字极其清楚明确,遣词用字都很讲究。达到这样的水平,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杨伯峻去世后,素未谋面的苏黎世大学汉学院教授高思曼,为这位远在东方的同道发来唁电:“在我们这里,每一个汉学系的大学生都知道他的名字,大家心中对他充满了敬佩与感激之情。”

  29.《吕氏春秋》:据上海涵芬楼影印明宋邦乂等刊本,四部丛刊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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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王肃《孔子家语》:据上海涵芬楼影印明翻宋本,四部丛刊子部。

身后不举行任何仪式,如告别、追悼等。若有单位收受遗体,捐赠医院或医校,以资科研,火化不留骨灰。烟灭灰飞,不着痕迹。既获耄耋,死在意中,不必悲伤。事母孝,奉国忠,交友信,虑事周,行事敏,余足慰也已。至亲密友,事后分别通知。伯峻。

冯在前线指挥作战时,杨伯峻和赖亚力留在济南办《抗战早报》,积极宣传抗日。读者对象主要是第六战区的官兵,由于文字通俗,内容生动,又宣传抗日,所以很受欢迎。9月中,八路军在平型关首战告捷,歼敌2000余人,击毁和缴获大批汽车等武器装备,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抗战早报》以独家新闻作了详尽报道。但事后发现这一天的报纸竟被韩复榘下令扣留,没有送到前方去。不久,由于蒋介石疑忌,冯又被免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职务。

  38.裴学海《古书虚字集释》:中华书局 1954 年 10 月第 1 版。

《孟子译注》的署名变化

《论语译注》和《孟子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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