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膺是正直官吏中反宦官的健将,除了宦官与外戚两大政治集团之外

中国历史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士”这一阶层已经壮大起来,他们凭借其文化知识积极参与政治,到处游说。各国诸侯对之多加宾礼,或予以重用。有些士人出将入相,纵横捭阖,诸子百家,变法争鸣。所谓“得士者强,失士者亡”,充分说明了士人在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地位。
东汉统治者除了积极表彰士节以外,还大力提倡学习儒家经典,给士人开辟广阔的利禄之途,从而扩大忠于王朝的依靠力量。刘秀时已经恢复太学。明帝崇尚儒
学,命令皇太子及王公大臣子弟都读经书,连卫士都要读《孝经》。其他如掌朝政多年的和帝邓后、顺帝梁后,也有类似的劝学措施。在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下,太学
迅速扩充,太学生多至三万余人,那时攻读儒家经典更成为士人做官发迹的敲门砖。读儒家的书,自然要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到东汉后期,忠、孝、节、义等封建道
德更进一步浸透于士人的头脑。
东汉时期,由于太学弟子日益增多,公私讲学之风大开,以及进入太学、郡国学能够得到免除徭役等特权,因
而使属于中小地主阶层的士人队伍日益扩大,他们的经济力量和社会政治地位也与日俱增。例如陈寔和郭泰原来都出身寒素,后来都享有很高的名望,当郭泰从京师
洛阳返回故里时,“衣冠诸儒送至河上,车数千辆。”陈寔老死于家,“海内赴者三万余人,制衰麻者以百数。”说明到东汉后期,士人阶层已不只是达官贵人的攀
附者,而俨然成为一支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政治力量了。
东汉后期宦官的害政祸民,不仅激化了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并且也严重堵塞了士人阶层的仕进之路,因而引起了他们的抗争。
宦官的残暴统治,加深了东汉社会的政治危机,东汉政权犹如坐在一触即发的火山口上。在士人和宦官两个敌对力量中,前一集团除了一般地主阶级出身的士人和
太学生以外,还包括许多中央和地方大小官吏。因为这些官吏原来也是士人,彼此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东汉所崇尚的名节中,其中最重要的是忠和义。那时
的忠义行为已不只是忠于皇帝,因为士人求得仕进,并非容易,所以士人对选用自己的官吏,常怀知遇之感,因而有报恩和尽忠的道德上的义务。例如名士荀爽被司
空袁逢举为有道,他虽然并未应召,但袁逢死后,荀爽仍为他服丧三年。而州郡长官察举孝廉,也多取年少能够报恩的人。至于僚属与长官的关系,自然更是如此。
这样,便增添了士人与官僚在政治上结合的因素。太学生与朝中大官往来,既然是为了求仕,而大官亦愿诸生为他效力,乐于和太学生交结,如外戚窦武把两宫赏赐
全部分赐给太学生。当时太学生标榜的士人领袖,最高的是“三君”,即以大官僚窦武、陈蕃、刘淑当之。这说明有些官僚已经和士人结合起来了。在东汉尚名节和
激浊扬清的风气影响下,太学生、名士和有声望的官吏的言论,常常能够影响和指导各地士人的行动,使他们向往并参加这一结合,形成了广阔的士大夫集团,而与
宦官相敌对,于是导致了所谓“党锢之祸”。所谓“党锢”,就是操纵政柄的宦官把对他们进行抗争的士大夫指为党人而剥夺其政治权利。

熹六年,大臣陈蕃在给桓帝的上疏中,忧心忡忡地指出:“当今之世,有三空之厄:田野空、朝廷空、仓库空。”“三空”形象地概括了宦官暴政的严
重恶果和政治危机。面对这一危急的形势,以杨秉、陈蕃和李膺为代表的部分正直官吏积极抗争,愤怒揭露宦官集团的罪恶。他们的斗争,得到了广大太学生的拥护
和支持。李膺是正直官吏中反宦官的健将,郭泰是太学生的领袖,他们结识后,“遂相友善,于是名震京师”。李膺、范滂等经常往来太学,给太学生以积极的影
响”,他们“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这种议政活动,使拥有三万多名学生的太学,变成了抨击宦官集团的强大舆论阵地。太学生的议政活动
和正直官吏翦除宦官的斗争此呼彼应,使作恶多端的宦官集团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
公元165年,代表士大夫利益的耿直正派官僚陈
蕃做了太尉,名士李膺做了司隶校尉。不久,有人向李膺告发宦官张让的兄弟、县令张朔贪污勒索,李膺于是下令查办张朔。张朔听到消息后逃到洛阳,躲进了张让
家里。李膺知道后亲自带领公差到张让家搜查,在张家的夹墙里搜出张朔,把他逮捕。张让此时还不想把事情闹大,他立刻托人去求情,可不承想李膺已经雷厉风行
地把张朔杀了。张让向汉桓帝哭诉此事,桓帝知李膺的矛头虽然指向宦官,但张朔也确实有罪,也就对此事不闻不问了。而李膺的名气则因此迅速提升,在当时读书
人都以受到李膺的接见为荣,时称“登龙门”。可这样一来,宦官与士大夫之间的冲突就闹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第二年,有一个叫张成的方
士,他和宦官来往密切。从宦官侯览那里,张成得知朝廷马上要颁布大赦令,就纵容儿子杀人,打算事后装神弄鬼,假装作出预测,以让更多的人相信他的神仙方
术。李膺得知后马上把张成的儿子逮捕起来,准备法办。第二天,大赦令下来了,李膺知道张成是故意纵子杀人,所以还是把张成的儿子砍了头。张成没料到李膺竟
然不顾皇帝的特赦,就找到宦官侯览、张让,求他们替他报仇。三人商量后,向汉桓帝诬告李膺和太学生、名士结成一党,诽谤朝廷,败坏风俗。汉桓帝本就袒护宦
官,于是听取了诬告之词,下令逮捕党人,一场宦官针对官僚士大夫的清洗由此开始。除李膺之外,还有杜密、陈寔和范滂等二百多人,都被以党人的罪名抓捕。
被捕的党人在监狱里被宦官施以残酷的折磨。他们的头颈、手、脚都戴上了沉重的刑具,然后一个挨一个地被蒙住头拷打。一年多后,颍川人贾彪,到洛阳替党人
申冤。汉桓帝皇后窦氏的父亲槐里侯窦武为城门校尉,他名列三君,同情东汉士兵士人,于次年上书求情。同时,负责审理此案的宦官王甫等人也为党
人的言辞所感动,取消了对他们的酷刑。而李膺在狱中也采取以攻为守的办法,他故意招出了好些结交士人的宦官子弟,说他们也是党人。宦官们害怕受到牵连,没
有办法,同时也觉得再进一步让形势恶化下去会无法控制,于是劝说汉桓帝说到了大赦天下的时候了。于是同年六月庚申日,改元永康,大赦天下,把两百多名党人
全部释放了。但这些党人都被遣归故里,禁锢终身,不准入朝为官。这就是第一次党锢事件。李膺等人获释之后,声望更高了。

东汉的党锢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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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友情投稿党锢的起源:宦官乱政与士人清议在汉朝,朝臣以朋党遭禁锢者很多。每当有权贵被诛,他的门生故吏常被看做朋党而遭到禁锢。其中最着名的“党锢之祸”,是专指桓灵之间的党锢。在东汉后半段,即位的皇帝年幼,太后必然临朝,造成外戚把持朝政的局面,而对皇帝来说,“内外臣僚,莫由亲接,所与居者,唯阉宦而已。”他们幼小的时候,朝廷的大臣几乎都已经成为外戚的人了,他们生活在深宫中,和他们接触的只有那些侍奉日常起居的宦官,他们年长之后,为了从外戚手中夺取大权,必然多依靠那些自己身边服务多年、和朝臣关系并不密切的宦官。和帝时,宦官郑众在铲除外戚窦宪兄弟的行动中有大功,得以参政,开了宦官在东汉参政的先河。于是,宦官集团与外戚集团的权
力之争,便成为东汉王朝自和帝以后最主要的政治内容,而宦官与外戚之间的起伏消长,
也成为东汉中后期最显着的政治特征。除了宦官与外戚两大政治集团之外,东汉还有一个以部分朝廷大臣为主所组成的士人官僚集团。东汉初年开始,士人对名节十分崇尚,不愿意与奸佞同流合污,在讲学之余,经常评论朝政得失,品评当世人物,这种评议的风气被称为“清议”。善于清议的人,被认为是天下的名士,他们对人物的褒贬,在很大的程度上左右舆论,影响察举,对士大夫的仕途有很大的作
用。到了东汉宦官乱政的时期,他们对宦官集团的胡作非为十分愤慨,于是,把他们批评的矛头直指宦官。抨击宦官对朝政的垄断和朝政的腐败,他们主张改革朝政,罢斥宦官。他们上联合了一些不愿意与宦官合污的朝臣,下得到了当时的太学生支持。太学成为当时清议的中心,他们力图通过对舆论的导向来挽救东汉的统治。桓帝初年,洛阳有童谣曰:“游平卖印自有评,不避贤豪及大姓”,这股力量形成了影响巨大的舆论,“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这样一股强大的舆论势力,引起了宦官集团的强烈不安,于是,宦官和这些士人官僚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终引起了东汉的两次党锢之祸。第一次党锢之祸桓帝时,郭泰、贾彪成为了太学生的领袖。郭泰字林宗,人称有道先生,东汉太原介休人。郭泰看到东汉后期皇权衰微,宦官与外戚的斗争乱政,政治黑暗,社会腐败的局面,知道“天之所废,不可支也”,所以不愿意出仕。但是他在讲学的时候,仍然积极关心世事,所以在士大夫、太学生中享有非常高的威望。士人和太学生立全国三十多位大名士为“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郭泰被尊为“八顾”之首。可见人们对他评价之高。他和贾彪率领太学生评论朝政,褒贬人物,挞伐黑暗的政治。太学生又与州郡官学生互通声气,形成声势浩大的全国性反宦官政治力量。曾经有数千太学生聚集宫门外,上书控告宦官“父子兄弟,布在州郡,竟为虎狼,噬食小民”。如果说郭泰、贾彪领导的太学生是在下层的舆论领导的话,太尉陈蕃、司隶校尉李膺为首的一部分官僚责是这股反宦官力量在朝野中的代表。陈蕃,字仲举,汝南平舆人。十五岁时他曾经出语惊人:“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安事一室乎?”后来他做了乐安太守时,李膺任青州刺史,有“威政”之名,许多官员闻风弃官,陈蕃独以“清绩”留任。李膺,字元礼,颍川襄城人。曾任青州刺史、度辽将军、河南尹等官职,素有功绩,秉公执法,百姓称许,李膺担任李膺担任司隶校尉时,很快就惩办了宦官张让的兄弟、贪污勒索的野王县令张朔。和宦官来往密切的方士张成,从宦官侯览那里得知朝廷马上要颁布大赦令,就纵子杀人,结果李膺仍然将他正法。于是,李膺不畏宦官的名声传遍,成为了被宦官忌惮的人物。史书中记载:“诸黄门常侍皆鞠躬屏气,休沐不敢复出宫省。帝怪问其故,并叩头泣曰,畏李校尉。”公元165年,陈蕃做了太尉,他和李膺一起被看作是模范人物,得到太学生的拥护。太学中流行着对他们的评语:“天下模楷李元礼。”其中又以李膺的名望最高,士人与他交游,被誉为“登龙门”,谁哪怕能作为他的客人登门拜访被接见,也会被人另眼相看。以郭泰、贾彪为首的太学生,与陈蕃、李膺朝野联合,成为清议的主导力量。遭到宦官的嫉恨,尤其是张成的儿子被李膺惩处后,宦官更是加紧了对这些士大夫官僚的加害行动。165年,张成在宦官的支持下,指使弟子牢修诬告李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桓帝下令逮捕“党人”,党祸由此开始。宦官集团大事网罗,将李膺之外的杜密等二百多人,写进党人的黑名单。陈蕃由于拒绝签署捕捉党人的命令,并上书极力劝谏,说李膺等人“正身无玷,死心社稷。以忠忤旨,横加拷案,或禁锢闭隔,或死徙非所。杜塞天下之口,聋盲一世之人,与秦焚书坑儒何以为异?”并指责桓帝“遇贤何薄?待恶何优?”陈蕃因此被宦官陷害而罢官。被捕的党人在监狱里,遭到宦官爪牙的严刑折磨。郭泰得以幸免,但是也不得不闭门教书以自保。整个党祸持续了一年,结果不但没有堵住天下人的嘴,反而极大地刺激了天下士人,清议的浪潮也更为高涨。人们对党人的崇敬,达到了一个高峰,“八俊、
八顾、八及、八厨”等美称,就是那以后人们授予那些不畏宦官势力的正直士大夫的。许多士人官僚也开始了营救工作,度辽将军皇甫规没有被当作名士列入党锢都请求连坐。贾彪到洛阳,替党人申冤。汉桓帝的皇后窦氏的父亲窦武也上书要求释放党人。
另一方面,李膺在狱中也机智地对抗宦官,他故意招出了好些宦官的子弟,说他们也是党人,弄的宦官好不尴尬。在舆论的压迫下,宦官劝说汉桓帝对党人大赦,但是下令禁止他们以后为官。这就是第一次党锢的始末。第二次党锢之祸第一次党锢之祸后不久,公元167年冬天,桓帝死,灵帝即位。窦武成为大将军。窦武,字游平,扶风平陵人。延熹八年,其长女入宫为桓帝的贵人,不久立为皇后,窦武也成为外戚。他“多辟名士,清身疾恶,礼赂不通,妻子衣食才充足而已”,还经常把得到的皇家赏赐或散给太学诸生,购买粮食施舍给贫民。他反对宦官集团把持朝政,因此支持党人,在第一次党锢之祸中,他就曾经设法营救。在灵帝即位后,他马上任用陈蕃为太傅,并重新任用了一些名士。清议的力量也因此更加壮大。这时曹节、王甫等宦官势力日益膨胀,引起了陈蕃的不安,他曾上书窦太后要求除宦官,但是没有被采纳,便与窦武合谋诛除宦官。建宁元年陈蕃、窦武再次上书窦太后,要求立即诛除专横的宦官,但是窦太后仍然犹豫不决延误了动手的时机。结果他们的计划泄露,曹节等人发觉,立刻挟持灵帝,下诏拘捕窦武,窦武兵败自杀,窦太后被软禁。陈蕃带领属官及诸生抵抗,失败被捕,不久被杀害。他的家属被流放,门生、故吏也都被免官或禁锢。郭泰知道陈蕃的死讯后非常悲痛,说:“瞻乌爰止,不知于谁之屋”。,次年,42岁的郭泰郁郁而终,有士人一千多为他送葬,蔡邕为其撰碑铭后说:他撰的碑文中只有郭泰的碑铭“文副其实。”陈蕃、窦武的失败,是对士人官僚的巨大打击,之后宦官又掌握了政权。公元169年宦官再度掀起党锢。此次的起因,是山阳郡东部督邮张俭上书,控诉中常侍侯览及其家人在山阳郡属县防东残暴百姓。结果引起了侯览的嫉恨,指使张俭乡人上书告发张俭“与同郡二十四人为党”,再次开始对党人的搜捕。结果张俭逃脱。宦官便借此机会又大肆搜捕“党人”,此次的党祸被害者以李膺、杜密为首,株连到大量的士人、官僚、甚至太学生也被牵连。党人死者百余人,李膺、杜密等人都死在狱中,受诬者死、徙、废、禁达到六七百人,被陷害的太学生数以千计。张俭由李笃设法逃亡,一路被许多人家舍身保护,终于得以逃出塞外,得以免祸。贾彪则在禁锢中郁郁而终。第二次党锢延续的时间长达十六年之久,在这十六年中,仍然发生了两次大规模的宦官捕杀党人的行动。一直到黄巾军起义以后,为了防止被禁锢的士人成为反朝庭的力量,东汉朝廷才下令取消党锢。只是东汉王朝已经在土崩瓦解的前夕了。党锢的影响——清流的变化纪昀说:“汉亡于党锢”,是正确的。东汉以来,崇尚名节的士人关心天下,因此才有清议兴起,形成“清流”。在黑暗的东汉后期,士人官僚集团将斗争的目标指向了乱政的宦官集团
,希望能够用自己的力量来挽救天下的危亡,但是终究招致灭顶之灾。《后汉书·党锢列传序》中如此感叹:“凡党事始自甘陵汝南,成于李膺张俭,海内涂炭二十余年,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心忧时局的“天下善士”遭到打击、禁锢和杀害,无疑是对东汉根基最大的破坏,也对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宦官策划的党锢之祸打击下,“清流”们逐渐转变他们的“清议”的本质与相貌,“叛散五经,灭弃风雅”、“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明哲保身、躲避政治、放任无为、研究玄理道术、不理世事而走向“清谈”,为魏晋风度拉开了序幕。

东汉桓帝、灵帝时,士大夫、贵族等对宦官乱政的现象不满,与宦官发生党争的事件。事件因宦官以”党人”罪名禁锢士人终身而得名。前后共发生过两次。党
锢之祸以宦官诛杀士大夫一党几尽而结束,当时的言论以及日后的史学家多同情士大夫一党,并认为党锢之祸伤汉朝根本,为黄巾之乱和汉朝的最终灭亡埋下伏笔。
宦官和外戚把持着选拔官吏的大权,他们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堵塞了士人做官的门路。当时,民间有这么一种说法:当选才学优秀的却没有文化,当选品德高尚
的竟不供养父母,当选清贫纯洁的反比污泥秽浊,当选勇猛有帅才的竟胆小如鼠。在外戚、宦官的腐朽黑暗统治下,社会危机日益加深,东汉王朝濒临危境,一些有
识之士深为忧虑。国家的命运和个人的前途同样渺茫,促使一部分官僚和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对当时的政局提出尖锐的批评,对不畏权势、忧国忧民的官绅则加以表
扬,士人阶层逐渐形成”清议”之风–太学生及名士们通过清议表达他们关心社会、参与政治的热情。
在反宦官专权的斗争中,一批不畏强
暴的正直官吏利用手中的权力直接惩治不法的宦官权贵,李膺、陈蕃、王畅等”党人”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评议朝政、褒贬人物,公卿大夫竭力接待士人,希
望免受恶评,州郡都有官学,太学生与州郡学生互通声气,形成一个全国范围的政治团体。宦官和他的徒党无论在宫内或在地方做官,都遭到猛烈的攻击。桓帝初
年,司隶校尉李膺亲自带人到大宦官张让的家中搜查,把他的兄弟、罪大恶极的张朔抓获,绳之以法。李膺等正直官吏对宦官势力的打击,遭遇宦官集团的疯狂反
扑,官僚士大夫、太学生与宦官集团的矛盾迅速激化,并最终酿成”党锢之祸”。
第一次党锢之祸发生在公元166年,有个名叫张成的方术
士,与宦官往来密切,甚至连汉桓帝也曾经召他去讲学。据说他推算到将要大赦,便唆使他的儿子杀人。李膺得知后,立即派人将他的儿子抓捕归案。这时,政府果
然下大赦令,按例应该将罪人释放,可是张成平素结交宦官,作恶多端,李膺便不顾赦令,毅然将他的儿子处死,遭到宦官集团的诬陷,并进行疯狂报复。桓帝遂指
李膺等200多人为党人,下狱治罪,受到百般折磨,逃脱的人亦受到通缉。这种伎俩遭到了许多正义官僚的斥责和抵制。太尉陈蕃极力反对迫害党人,他拒绝审理
李膺等人,坚决不在判处李膺的公文上签字,因而被罢免。与此同时,大将军窦武虽是桓帝的岳父,但反对迫害党人,并以辞职相威胁,李膺等人也在狱中展开积极
的斗争。宦官虽然政治上有很大权力,但社会地位极低,精神上更是浑感自卑。宦官中的某些子弟也在暗中接近士人,以获得士人们的一些礼遇为荣幸。因此,当李
膺在狱中牵引出不少宦官亲眷时,宦官们害怕受到牵连,加之一向仰慕名士的外戚窦武的从中出面劝说,桓帝被迫赦免党人,但规定禁锢终身,不许再做官。
第一次党锢之祸后,党人的声望在全国空前高涨,许多人把改变社会的希望寄托到党人身上,并且以和党人结交为荣。像窦武那样的贵族,也要装出朴素生活的样子来接近党人。
虽然党人的名单还没有被官府登记在案,而全国各地却给党人贯以各种称号加以表彰,有”三君””八俊””八顾””八友”等。这些人互相激励,反抗宦官的呼
声再度高涨。公元168年,桓帝死,灵帝即位。窦太后临朝,窦武掌朝政,窦武与陈蕃、李膺等人合谋,欲除宦官之祸,不幸事泄。宦官杀窦武、陈蕃,宦官权力
达到了最高峰。宦官侯览在山阳郡的家属倚仗权势,横行乡里,残害百姓。时任山阳郡东部督邮张俭便向朝廷告发,要求处置侯览。侯览则指使人告发张俭等结党营
私,并且无限上纲上线,扩大打击面。灵帝依靠宦官,再次大兴党狱,李膺、杜密、范滂等一百多人惨死在狱中,禁锢六七百人。党人五服内亲属以及门生故吏凡有
官职的全部免官禁锢,唯有张俭巧妙地躲过了宦官的追捕。这就是第二次党锢之祸,这次党锢对士人的打击是惨重的,内外官职几乎全部被宦官集团占据了。
党锢之祸延续了近二十年,直到黄巾起义爆发。当时宦官们害怕黄巾起义的威力,有些暗中投降,愿做内应,有些则召还做地方官的子弟和党徒,准备退让。汉灵
帝很孤独,质问宦官们:”你们都说党人该杀该禁锢,但关键时刻还是这些党人为国家出力,而你们却和黄巾军通情,其实该杀的是你们。”于是,汉灵帝下诏解除
党锢。但是,党锢之祸使东汉社会损失了一大批优秀的知识分子,致使朝政腐败,社会毫无生机和活力。党锢之祸宣告了东汉社会已经病入膏肓。饱受宦官高压的士
族阶级因此又得了势,借镇压黄巾起义的机会,纷纷组织武装,等待割据称雄时代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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