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也是郭廷以那一代人对于近代中国乃至于整个中华民族的看法新甫京棋牌,或人类某一部分民族也最大

“任何民族的命运,胥决之于其对于时代环境的适应力,亦即决之于文化。文化的形成有发之于一己者,有得之于人者,后者的重要性尤大于前者。集思方可广益,有容乃能致大。”在《近代中国史纲》的第一章第一节中,郭廷以写下的这段话,一方面,可谓是这本书的基本观点,这本书将由此出发,阐述近代中国在被迫逐渐向整个世界敞开大门以后,如何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发展,以及发生了怎样的曲折。另一方面,同时也是郭廷以那一代人对于近代中国乃至于整个中华民族的看法。

“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的演变”系列文章之二

内容摘要:

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去读历史,我说我想知道脚下的这片土地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太远的历史模糊不清,所以我选择读近代史。这几年陆陆续续也读过一些近代史著作,现将我觉得适合初读近代史的读者的几本著作,推荐如下:

不过,这段话的观点并不是那么新鲜。1895年,刚过而立之年的马克思·韦伯在就任德国弗莱堡大学国民经济学教授时发表的就职演说中指出:“当一个人类社群出于社会组织的原因或种族特征的原因,无法适应环境时,其知识和精神方面的光芒就会消失。”“哪个民族更能够适应既定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就能获得胜利。各民族适应能力的差别,似乎是既定的。最初造成这种差别的,无疑是长期的遗传,并且还会因世世代代的际遇不同而产生变化。无论如何,就目前情况而言,我们应该把不同民族的适应能力视为既定。”此时,欧亚大陆的这一端,中日《马关条约》墨迹未干,当时的中国似乎已无法适应当时的世界,本民族知识和精神方面的光芒则越来越黯淡,引人怀疑。

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的建立

关键词:

1、蒋廷黻《中国近代史》

毋庸回避的是,此时的马克斯·韦伯“是个帝国主义者,他视民族国家的权力利害为终极的价值,使用的语言则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词汇。”但是,无论这一观点是否合乎今日的政治正确,这一观点长期笼罩着马克斯·韦伯,也笼罩着郭廷以,更是当日世界事实上的主流意识形态之一。这一观点也正是那个时代社会现实最好的反映,当时的中国人,无论内心是否愿意接受,都无法回避这一现实。不过,马克斯·韦伯与郭廷以的言说对象不同,面对德国东部的“劣等民族”可能抢走本国人民的工作,马克斯·韦伯的态度是对外封锁;面对中华民族曾经将不免亡国灭种的命运,郭廷以笔下的中华民族,则一直是“一面创造自己的文化,并予以推广,一面接纳外来的文化而予以发扬。”这不惟是郭廷以那一代人的看法,也是近代中国的发展方向。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使中国面临沦为殖民地的危险。适应民族抗战到来的新形势,中国近代史研究开始成为中国学术界关注的热点。1931年罗家伦在《武汉大学社会科学集刊》第2卷第1期发表了《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义和方法》,标志着作为学科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兴起。

作者简介:

《近代中国史纲》的突破

罗家伦与中国近代史研究学科的兴起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使中国面临沦为殖民地的危险。适应民族抗战到来的新形势,中国近代史研究开始成为中国学术界关注的热点。1931年罗家伦在《武汉大学社会科学集刊》第2卷第1期发表了《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义和方法》,标志着作为学科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兴起。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

故而,《近代中国史纲》的第一章专门叙述从远古至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前中外之间的交流,而后第二章、第四章则以“西力冲击”为题,这一设置亦有来自。胡适曾对郭廷以说:“近代史范围应拓大,可包括十六世纪以来,即近三百年,不必限于鸦片战争以后。”对此,郭廷以回应道:“即令以鸦片战争为断,吾人仍须研究其背景,可上溯一、二百年。”同时在座的蒋廷黻则未作表示。由此可见,此时,研究近代史应该打破1840年这一界限的观点正在成为共识,在这方面,郭廷以所作的《近代中国史纲》一书不仅仅形成了对蒋廷黻所著的《中国近代史》的超越,同时也是对胡适这一席话的超越。当然,这并不是说此前没有人这样去做,郭廷以早年所写的《近代中国史》整本书都是研究1840年前的中外关系,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亦在卷首用相当篇幅叙述1840年前的中外交流。此外,在下限上,《近代中国史纲》亦有所突破。蒋廷黻曾指示郭廷以,关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范围,“政治问题以止于北伐为宜”。但是,《近代中国史纲》则是止于中共取得政权,国民党因朝鲜战争爆发而暂可在台湾继续保持它的政权。

在文章中,罗家伦分析了研究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史的主要意义和研究方法。他认为“最近人事的历史,影响于人类,或人类某一部分民族也最大”,“所以做近代的人,必须研究近代史,做中国近代的人,更须研究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国近代史不仅是实际的需要,也是知识的要求,因为当时中国虽然有许多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出版物,但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作品,不是“信史”,这是因为主流史学尊古贱今的态度和写近代史不容易客观造成这一现象,所以罗家伦希望打破这一偏见,要研究中国近代史。为此他提出了当时研究中国近代史首要整理中国近代史料。罗家伦的这篇文章,可以说是提倡科学地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标志,也是倡议中国近代史研究学科体系的开始。

  罗家伦与中国近代史研究学科的兴起

读近代史怎么可能少得了蒋廷黻先生的这本《中国近代史》,先生被誉为近代史研究开山之人。此书寥寥10万字,却将从鸦片战争至抗日前夕的百年历史抽丝剥茧,论述明白。在书的前论中,作者以高昂的爱国热情说到:

对“西力冲击”的强调,一方面,当然是出于蒋廷黻、郭廷以长于外交史的传统。另一方面,则不外乎是近代中国的现实。自柯文以后,谈论“在中国发现历史”者尤多,但是不惟柯文并不认为近代中国的西方因素不重要,同时,强调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西方因素的学者也并非忽视中国内部因素。论及1840年以前之中国,郭廷以即指出:“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前期,中国内部秩序已不易维持。即令无外来的冲击,清的治权已不易保”,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亦有类似的叙述。但是,这并不是说,郭廷以的《近代中国史纲》将止步于此。蒋廷黻曾对郭廷以说:“过去治近代史,偏重于外交史及太平天国,今后应多致力于政治、经济,除其机构组织外,更应注意其功能效力。蒋先生之学生多治外交史,结果不过再训练出几位‘蒋廷黻’。”对此,郭廷以表示“见解相同”。故而,纵览全书可以发现,《近代中国史纲》主要还是以叙述近代中国的政治演进为主,并且对于近代中国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变化也十分注意。

罗家伦的文章表明了将中国近代史研究纳入主流史学范畴的呼吁。作者对研究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史的历史意义和方法的论述,奠定了此后中国近代史研究体系的基础,正是在他的呼吁和带动下,在现实政治的推动下,一大批学者包括主流学者开始投身于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来。

  在文章中,罗家伦分析了研究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史的主要意义和研究方法。他认为“最近人事的历史,影响于人类,或人类某一部分民族也最大”,“所以做近代的人,必须研究近代史,做中国近代的人,更须研究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国近代史不仅是实际的需要,也是知识的要求,因为当时中国虽然有许多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出版物,但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作品,不是“信史”,这是因为主流史学尊古贱今的态度和写近代史不容易客观造成这一现象,所以罗家伦希望打破这一偏见,要研究中国近代史。为此他提出了当时研究中国近代史首要整理中国近代史料。罗家伦的这篇文章,可以说是提倡科学地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标志,也是倡议中国近代史研究学科体系的开始。

不过有几点我们是可以断定的。第一,中华民族的本质可以与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相比。中国人的聪明不在任何民族之下。第二,中国的物产虽不及俄、美两国的丰厚,然总在一般国家水平线之上。第三,秦始皇的废封建为郡县及汉、唐两朝的伟大帝国,足证我民族是有政治天分的。是故论人论地,中国本可大有作为。

郭廷以在《近代中国史纲》书前的《小记》中表示,本书“平实简明,可供一般阅览为尚”,且并非学术著作。此语确属实在,本书语言平实,而在吐露作者的观点上吝惜笔墨,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从这本书中看出郭廷以那一代人所持有的史学观点等其他方面的理想与志向。于今天治史而言,本书偶有机锋,引人深思,我们通过阅读《近代中国史纲》所获得的启发,也未必是能通过阅读一般的平铺直叙的通史与寻常史料能获得的,下面将择要说明。

中国近代史研究学科的兴起,是遵循两个途径产生的:一是一些受过西方史学训练的史学工作者运用西方资产阶级历史学研究方法,研究中国近代史,以蒋廷黻、陈恭禄为代表;一是以西方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以范文澜、胡绳为代表。20世纪30-40年代,由于现实政治的需要,这两派学者都将研究领域锁定在对1840年以来的中国历史进行研究,共同推动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兴起,并且形成了共同的研究取向——政治取向。

  罗家伦的文章表明了将中国近代史研究纳入主流史学范畴的呼吁。作者对研究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史的历史意义和方法的论述,奠定了此后中国近代史研究体系的基础,正是在他的呼吁和带动下,在现实政治的推动下,一大批学者包括主流学者开始投身于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来。

在战乱的年代,作者对我民族之前途仍充满希望。

分分合合是民国

这一时期中国近代通史代表着作有: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等等。这些近代通史着作大体可归结为两种中国近代史范式:一种是将中国近代史视为在西方冲击下走向近代化的历史,可称之为“现代化范式”,以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为代表;一种是把中国近代史视为帝国主义入侵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和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和本国封建统治者的革命过程,可称之为“革命史范式”,以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为代表。

  中国近代史研究学科的兴起,是遵循两个途径产生的:一是一些受过西方史学训练的史学工作者运用西方资产阶级历史学研究方法,研究中国近代史,以蒋廷黻、陈恭禄为代表;一是以西方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以范文澜、胡绳为代表。20世纪30-40年代,由于现实政治的需要,这两派学者都将研究领域锁定在对1840年以来的中国历史进行研究,共同推动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兴起,并且形成了共同的研究取向——政治取向。

书中观点现在看来确有些陈旧,但此书“没有枯燥的考据,没有史料的堆砌”,却是非常适合初读近代史的读者,要注意的是,在书的封面上虽有未删节字样,但聪明的读者也应该知道不能太当真;还需了解,作者在最后单独开了一小节《贯彻总理的遗教》,虽是对中山先生的尊重,但作为史家,作者此举却有失偏颇,个人色彩太浓,希望读者自行甄别。

近代中国,罗志田指出,“传统日趋崩散,新的思想资源也凌乱无序”,中国人在新旧、中西之间挣扎,“怎样保持自我,成为对几代读书人的一大挑战。”其中,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便是近代中国十分重要的议题。对此,汪晖指出:“中国的国家建设基本上是一个帝国向主权国家的自我转化过程,从而如何保持中央权力以维持国家的统一,如何将社会成员从特定的地缘关系中解放出来并组织成为主权国家的权利主体,如何在不同地区和文化的认同之间形成平等的和具有各自特点的政治结构,势必成为中国政治制度、法律体系、区域关系和公民权利问题的基本问题。”

蒋廷黻建构了“现代化范式”

  这一时期中国近代通史代表著作有: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等等。这些近代通史著作大体可归结为两种中国近代史范式:一种是将中国近代史视为在西方冲击下走向近代化的历史,可称之为“现代化范式”,以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为代表;一种是把中国近代史视为帝国主义入侵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和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和本国封建统治者的革命过程,可称之为“革命史范式”,以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为代表。

2、陈恭禄《中国近百年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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