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无像严复这样对战争进程和当时世界变局的评判新甫京娱乐:,欧战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契机

一战为中国内部事务的裂变提供了契机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场战争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也给中国思想界带来深刻影响。站在百年历史节点,8.月17日,一场由人民日报社旗下《国家人文历史》杂志社主办的“百年一战,百年中国——一场世界大战改变中国思想”主题沙龙在北京彼岸书店拉开帷幕。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苏联-俄罗斯、东欧问题研究领域专家金雁,《财经》杂志副主编苏琦做客沙龙现场,探讨“一战”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专家认为,20世纪以来中国思想脉络中的几大主要思潮都能在“一战”中找到原动力,正是“一战”引发了中国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的质疑。以下为现场实录:

那么过去讲的“列强瓜分中国的故事”可以这样去理解:外国资本向中国来的过程是资本东移。《马关条约》条约规定日本臣民可以到中国通商口岸自由办厂,列强根据利益均沾的原则就把权益各自分解,两国谈判,多国共享。这样我们看到,1895年《马关条约》之后后的中国是什么面貌?之前几十年,洋务运动现代化起步,但基本上是国家经济占主导,没有资本家阶级,没有工人阶级,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民办商业企业,完全是垄断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发生的一件大事是俄罗斯革命。严复对此事的进展亦颇为关注。1917年3月11日,严复日记载:“俄国革命开始。”3月15日又载:“俄国沙皇让位于其弟。”4月23日记道:“俄国全部战费至1916年底共计二十三亿四千五百八十万镑。”显然,这时他密切关注俄国事态的发展。

尽管之后发生了“宋教仁案”“二次革命”,但共和已是既成事实,共和又确实不足以解决中国问题。重回帝制风险太大,尽管那时共和不过三年。欧战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契机。

“一战”引发思想界对资本主义和科学主义的质疑

那么再回到1915年,袁世凯在1915年下半年确实想强制推行,因为不推行,国家利益就严重受损,因为没有办法介入到一战,政府决策达不到,当时中国的政治领导人都想介入,结果议会反对。一直等到袁世凯死后,战争快结束,安徽的段祺瑞利用张勋复辟的特殊环境,强制性通过参战法案,而且以督办的身份,强制性为中国在最后时刻留下了一个进入巴黎和会的机会。

欧战行又经年,自瓦萨之破,巴尔干诸邦全体震动。勃、希两国,民则向衡,君则私纵,遂演成今日之局。达智尼海峡,英法攻之,不能即下,死伤近十余万人,此自常智观之,未有不以德、奥为得手矣。顾以仆策之,则今日之事,其解决不在战陈交绥之中,而必以财政兵众之数为最后。英法之海军未熸,而财力犹足以相待,则中央得手,徒以延长战祸,而中心点渐以东行而已。胜利终归何方,尚难以一言决也。冬日必无兵事可言,明岁春夏,殆其时矣。总之,今之战事,非同昔比,英、德两系,必有一亡,而长短在所不论。平意观之,德之霸权,终当屈于财权之下,姑先言之,贤者留为后验可耳!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改变人类历史走向的大事变,中国受到的影响是一连串的,因日本出兵引发青岛问题、二十一条问题、巴黎和会、五四运动、新儒学发生,但最重要的,还是俄国一系列变化尤其是十月革命。

所以后来中国思想脉络当中几个大的思潮,如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新儒家,自由主义等等,都能在“一战”中找到最初的动力。

因为中国在两千年的帝制架构中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中国的意义世界——我们为什么活着。第二个问题是在帝制架构下最高权威的争夺。中国的意义世界就是威权世界。威权世界就是皇权体制下皇权不一定就是专制,是后来革命叙事导致了我们认为皇权就是专制。其实皇权并不意味着专制,儒家在这方面讲的道理更多,而且它解决了一个问题,在皇权架构下,最高大位是不能争夺的。我们为什么今天搞成这个样子?辛亥之后一直到今天为止,大位其实大家都觊觎,因为没有神秘性了。辛亥革命导致的结果就是最高权位大家都可以去争。对此,章太炎有反省,他说当年中国的知识精英确实大意了,已经有了独立的环境,为什么没有好好讨论一下国家的未来政治架构呢?这是章太炎在1921年辛亥革命十周年时写的。

1准确解析一战前期战局

战火燃起不到一个月,日本成为欧洲以外第一个参与这场战争的国家,就近攻占德国在亚洲太平洋地区最大的军事基地青岛,并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五号共计二十一个条款的文件,即著名的《二十一条》。在日本的强大压力下,袁世凯权衡利弊,中日双方于5月25日签署《民四条约》,原“二十一条”中最有害于中国的条款予以删除。

按道理来说,我们会以为袁世凯讲的是假话。后来我研究了一下,袁世凯说不会称帝可能不是假话。他当时面对的是两个一文一武最知心的人。如果他在6月份就有这个想法,一定会向身边最知己的人透露。冯国璋嘛,北洋系的,角色很重要的。梁启超从辛亥革命以后也一直是无条件地全力支持袁世凯成立一个有力量的中央政权。

“列强瓜分中国”实为外国资本东移

严得选译这些文章,一如过去他翻译西方经典一样,都有其明确的用意。《泰晤士今战史——欧战缘起第一》、《日耳曼开战兵略第二》两篇是介绍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的历史原因和开战之初德军猛烈推进的进程。《伦敦时报书布来斯审查会报告书后》一文系揭露德军侵人比利时残酷杀戮的暴虐行径,明显带有谴责德军之意。《英人狄仑论今战财政》一文较长,共有十二节:德人之金战、法人财政之见绌、俄人之仓遽、三国协助财政于巴黎、俄之酒禁、俄国禁酒之效果、巴黎三国财政协商之决议、英法之所以助俄、俄之谷麦能输出乎、俄与瑞典之兵费、勃牙力与其政府、德人何故而助勃。这篇文章有助人们了解战争各方财力及其相互关系。严复分析一战参战各国,颇为注重各国的资源、财力比较,这是他分析战况的重要依据,此文足资参考。《希腊前相文尼芝禄上希腊王书》一文则可能借文尼芝禄上书要求放弃中立,对德、奥盟国塞尔维亚宣战一事,暗示中国应取法此举。

严复对西方失望是有根据的,西方几百年发展,太刻意追逐物质,忽略了人的心性,结果让人类付出了巨大代价。这场欧战大约六千万人参战,两千万人受伤,一千六百万人死亡。至于直接间接的经济损失,更是无法统计。这场战争让许多知识精英警醒。

从梁漱溟的个人变化,我们可以体会到中国思想界在1918、1919年的变动。这个变动包括后来的李大钊、陈独秀这一波人,也包括蔡元培,都觉得西方资本主义发生了大的问题。“十月革命”爆发后,中国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可能有一个更新的模式值得中国去学。毛泽东也讲越来越发现学西方这个路不对,学了几十年,我们没富强,也没强大,还是被西方欺负,老师还是欺负学生。苏联的架构恰恰使中国人看到俄国原来被压抑的潜能给爆发出来了。我觉得毛泽东的这个说法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一战”之后中国思想界的思考:由学西方慢慢转向学北方。

经过30年的发展,到1890年代初期,中国确实恢复了它的力量。并且在30年的发展中,没有改变中国的政治架构,经济依然增长,这是重要的。因此当时的中国人有非常强的自信,比今天讲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毫不逊色,但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也越来越明显。

研究严复,人们着力阐述他作为启蒙思想家的历史地位,通常重视他在晚清这一段的思想影响。对民国初年的严复,则将目光投射到他在国内政治生活中与国民党人相对立的那一面,故后期严复的形象易让人产生保守、负面之感,这显然是在史坛长期占有正统地位的“革命话语”的影响所致。但从严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评述来看,他对协约国的信心,他力主对德宣战,他对战争形势的准确把握,仍有其超乎寻常的过人之见,这些对战后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多少有所助益。严复的思想眼光主要来自他的西学素养和对西方的真实了解。与同时代的人物相比,严复堪称是当时中国真正了解世界情势的思想家。

一战让中国人恍然有悟,似乎学习西方就是一个根本错误

其次,可能就是对资本主义非常明显的批判。这方面最有认知的当数严复。在之前的20年,即从1895年以后,严复都在引领中国寻求富强之道,主张学习西方。严复在1915年的几篇重要文章里都讲,前边30年为什么出问题,因为我们学西方没学到根本。严复讲马有马之骑,牛有牛之路,不能分割开来重新组合。严复主张文化的整体性,要完整地学习西方。

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中德、中法、中日之间都是处于合作开发的贸易往来,并不是帝国主义和中国如何冲突,而是贸易大幅度增长。但是中国的政策找不到这种机会,找不到机会才遇到甲午战争这么大的磨难。到《马关条约》后,三国干涉还辽得到了一个机会。等后来中德1898年3月份谈判时,中德就找到了一个合作的路径——租借。德国派的一个公使,在日记里写得非常清楚,德国政府准备每年拿出20万作为租金。中国政府谈判时说,租金我不要了,99年归你投资,99年结束后全部走人。如果后来不是香港一直留到1997年,我们就认为这都是假的,怎么可能?就把土地拿去不给了?1997年香港回归,是因为德国、法国、俄国达成协议,英国要求对香港范围扩大,重新谈判,另外英国有租界威海。

二十一条

德国人斯宾格勒在大战结束那一年出版《西方的没落》,仅从书名就能感到战争的阴影。斯宾格勒认为,西方的没落是一个无法阻止的趋势,是历史危机的一个必不可免的外在表现。资本主义存在不易克服的矛盾,在马克思、列宁那里都有深入分析,他们的批判、忧思,促进了社会进步。欧战惨状让西方知识精英再度惊醒,发表了大量批判性言论,反省几百年发展中的问题,转而倾向于东方文明。据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说,“大约自从杜威来到北京,常说东西文化应当调和;他对于北京大学勉励的话,也是如此。后来罗素从欧洲来,本来他自己对于西方文化很有反感,所以难免说中国文化如何的好。因此常有东西文化的口头说法在社会上流行。”西方已然没落,东方一枝独秀。

梁漱溟宣扬废除私有财产制,毛泽东称苏联因社会主义架构而爆发潜能

新甫京娱乐 1

1914年9月24日,严复在给熊纯如的信中,对战争双方实力作了精辟分析,他以为此时占住优势的德国终将不敌英国:

欧战使中国人对过往几十年学西方产生了莫名怀疑,进而反思。这种反思引出一个新思路,即贺麟先生后来所规范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儒家精神在经历了几十年低谷后,终于因欧战而面临一次机会。

新甫京娱乐 2

战争是象征性的,有打,中国军队也在哪儿,但是就在那儿看着,说你就在这个通道打,通道之外还有老百姓呢,你不能往那边打。那么战争结束后,日本把山东还给中国,肯定也没问题。关键是中国只要坚定地参战,不管是哪一边,都能赢得主动。你对德国宣战,就能把山东拿回来。其实后来还不是对德宣战了?哪怕比日本对德宣战早一天,山东根本不需要真打了,对天上放一枪就行了,山东就接管过来了,战后再和德国去谈投资怎么收回。

世事纷纭已极。和会散后,又益以青岛问题,集矢曹、章,纵火伤人,继以罢学,牵率罢市,政府俯殉群情,已将三金刚罢职,似可作一停顿矣。迩迺沪市有东人行毒之谣,三人市虎,往往聚殴致命,点心食物小本营生无过问者,而小民滋苦已。苏、浙、鲁、鄂相继响应之后,最晚继之以闽。他所学商联合,而闽则学商界分。……咄咄学生,救国良苦,顾中国之可救与否不可知,而他日决非此种学生所能济事者,则可决也。

走俄国人的路,成为十月革命后中国人的一项选择。1918年,《劳动》杂志所刊文章中写到:“现在我们中国的比邻俄国,已经光明正大的做起贫富一班齐的社会革命来了。社会革命四个字,人人以为可怕,其实不过是世界的自然趋势。现在社会不善的原因,以后处处皆要发现的,毫不稀奇。”

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怀疑的就是梁启超。1918年,梁启超到欧洲转了一圈。实际上,欧战一开始,梁启超就系统地观察西方的欧战论述,因此他去欧洲的时候已经有了主观的看法。梁启超在这个过程中思考的是我们之前的几十年来学西方的科学技术,学了科学技术之后怎么样呢?除了杀人更利索,杀的人更多之外,还带来什么东西?梁启超的思考引导了1920年的东方神秘主义和科学主义的讨论。当时有人提出,科学主义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科学主义除了制造威力更大的炸药、更厉害的杀人工具以外,对人生有什么样的意义?

为什么杨度要讲君宪救国,他有三个理由。如果你不使用君宪,还是现在这种半调子民主,你就不可能走向富强;如果你不使用君宪,就不会强大;你不使用君宪,外国人瞧不起你。这就又回到1906年宪政改革的三个领域里。你不实现君主立宪的架构,政府就不能集中决策,不能集中决策就没有办法。所以杨度这篇文章提交给袁世凯,袁世凯5月份就给杨度题了一个匾——旷世逸才,赞美杨度。杨度这篇文章写得很潇洒,论证国家政治中心的效率问题,紧接着导致了后面的结果。袁世凯觉得杨度的建议是对的,体制不好就应该改。往下1915年舆论慢慢跟进,出现了杨度找几个人弄了筹安会,讨论怎么能够在我们原来的政治架构下使它有活力、有效率。这个问题报给袁世凯,袁世凯认为这个事可以讨论,在民主架构下当然可以讨论。这就到了1915年7、8月,筹安会已经紧锣密鼓地作为理论提出来。

3月14日,北京段祺瑞政府宣布与德绝交。此举却引发了府院之争和国会各党派之间的纷争。身处边缘的严复并不愿袖手旁观,4月5日他致信熊纯如说:“本月二日美总统威尔逊亲临国会,与德已宣战矣。而吾国走到第二步之后,忽然中止,颇闻国会中党派尚有借此时机,作种种顾党人不顾国之计划。宣战固为正办,然如此之政府国会,其能有益于国不反害否?真未可知。”他希望中国步美国之后,对德宣战。4月26日他给熊纯如的信中,特别提到在华德侨运动反对中国参战情形:“加入战团,于德本谋无关出入,而以此为大祸,而将蒙莫大损失者,乃在三四千寓华营业之德侨。此等素与吾国大贾、军官亲密,今闻有此,则其大肆运动,不问可知,其以德之胜负为喜惧,而反对加入者,皆以此耳。”张勋复辟失败后,段祺瑞重掌政权,8月14日对德宣战。

西方知识精英带给中国新的希望,中国知识精英也开始相信自己的文明可能并不是批评者所说的那样不堪。由此引发出两个问题,一是逆转了近代以来学西方的方向,一是“儒家思想的新开展”。

马勇:在这之前,从民国初年开始,政治困境一直都存在。“宋教仁案”之后发生了一系列挫折,使大家都觉得政治家有问题,但是还没有人从根上去怀疑民主道路。杨度这下子就把这个事情戳穿了:根本上就是政治制度出问题了。我们不应该实行民主制度,而应该走君主立宪的道路。提出这个说法要有相当的胆量,因为这时候民主不只是像我们讲的深入人心,而且已经成为一个事实。杨度的操作方式是要建立君宪的架构,“大位不可争夺”,这样各种政治势力才可能在这种“大位”的力量之下达成新的妥协。

甲午战争与一战的关联性很大

一战是人类历史上一次空前的劫难,主战场在欧洲,故与中国关系较少。相反,趁欧美列强卷入战争、无力东顾之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获得新的发展机会。人们在观顾到战争客观上给中国造成的机会之外,似乎很少注意到思想家们的主观努力和外交家们的正确抉择。事实上,如果中国没有及时地对德宣战,向欧洲派出大批华工,加入战争的行列,战后中国就谈不上享受“战胜国”的资格,这场战争对中国就可能没有多少意义,战后国内出现新的形势也不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严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观察和决断,自有其相当正面的价值,它实在是寻求提升中国新的国际地位的一次努力。

十月革命改变了俄国,也改变了世界,更深刻影响了中国。1918年春,严复对他的学生说,“俄之社会主义,能否自成风气,正未可知。而吾国居此流之中,受东西迫拶,当成何局,虽有圣者,莫能睹其终也。”严复不清楚中国未来走向,但他预感到俄国变局一定会影响中国。

段祺瑞强势主导参战,为中国赢得战胜国地位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内部的争论、意识形态的争论,包括袁世凯死后的护国战争、护法战争,中国从民国元年一直走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一直未参战,中国觉得还有机会,等参战后,战争明朗化,中国对战争结果的期待非常高,当然这与美国威尔逊总统的宣布有关。威尔逊的《十四点原则》宣布,根本没有谈山东问题。但中国人的理解是,威尔逊一定帮我们把山东要回来。特别是陈独秀在这过程中不断地忽悠,把中国人的民族情绪。要求把山东还给我,山东怎么还给你?巴黎和会中,中国根本没有谈判的力量,因为你参战晚了嘛,你一参战就打完了。

一战爆发之时,中国国内朝野上下热切关注,各方舆论竞相报道、各大政党纷纷组织欧事研究会,追踪战局的发展。国人意识到这是中国可能重新返回国际舞台的一次机遇。严复早年赴英留学学习海军,供职北洋水师学堂二十载,对战争自然有其职业军人的敏感;他又是同时代最具国际视野和世界眼光的思想家,国人对世界形势的把握常常依赖于他的判断。严复军人加思想家的双重身份,加上他身为总统外交顾问,公干私趣集于一身,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观察、评断为我们留下了那个时代一份重要思想文献,其见解确有超乎常人、颇具眼光的洞见。同时代思想家(如孙中山、梁启超、陈独秀等)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虽亦有评述,但大都是零星、片断的,几无像严复这样对战争进程和当时世界变局的评判,留下了较为完整的文献材料。过去虽有论者注意到这份文献的宝贵思想价值,并加以论述,但仍有相当值得讨论的空间。本文主要是从严复对一战进程之观察及与中国之关联这一侧面,探讨严复第一次世界大战观的思想价值和时代意义。

1912年诞生的中华民国,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家,也是全球民主化浪潮中第一波最大的国家。中国能够走出帝制,走向共和,是一件了不起的历史大事变,是对几百年西方迅猛发展的积极回应,所以尽管有点突兀,超出中国人预想、规划,但在历史大变动当口,除了极少数清醒的,或者具有浓厚眷恋情感的,更多人并不觉得有多大问题。袁世凯也在大总统就职誓词中表示:“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依国民之愿望,达国家于安全强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乐利。”共和元年,民主早春,中国政治气氛确为前后几十年较好的时期。

整个过程给中国人的思想带来了什么影响?首先,刚才我们提到了,已经有人对民主产生了一定的怀疑,这个怀疑用后来新文化运动的反对者——新儒家的话来讲就是“中国的自主性的崛起”。“一战”之后,新儒家就堂堂正正地登台了。新儒家认为中国可以不走民主道路。在这个过程中,新儒家出现的最重要的论述即梁漱溟在1919年和1920年左右的论述,那时他就提出了“中国的自主性”的说法。

当年9月1日,陈独秀的青年杂志创刊,创刊号里所讲的理论仍然是绝对共和原则,仍然坚持那套东西,但是国家效率不管。这样到1915年底还是不能决策,还是没有办法,这时候被强制推行。袁世凯认为参战不能决策,是因为没有效率,政府没力量。怎么有力量?君宪。因为杨度给了这个路径,另外当时认为,中国的政治架构可能还应该是君主体制下的共和。古德诺他们这一批人,也都这样论证。他们认为中国在这时候确实慌了,1912年大家都大意了,没有去想究竟什么体制适合中国。

6.《希腊前相文尼芝禄上希腊王书》(《严复合集》第五册已刊)

1914年7月28日,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开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的北洋政府先是“中立”,后于1917年8月14日对德、奥宣战。1918年11月11日,协约国与德国签订休战条约,标志着持续四年之久的一战宣告结束。中国作为协约国参战,也属于战胜国。一战胜利,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带给中国一系列深刻影响。

严复在1914年的思考主要体现在他给学生的一些信件中,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在道德伦理上的问题和限制。“一战”一爆发,严复就认为,资本主义这样发展下去不行。这样发展的结果就是个人主义的恶性膨胀和对人性的严重扼杀。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就是杀人,除了杀人之外就没什么东西了。资本主义发展到这时候还有什么意义呢?另外严复在这个过程中给中国政府也做了很大的贡献。战争爆发不久,他受袁世凯委托,关注西方报纸,把战况从英文报刊直接编译过来,给袁提供西方战事进展的参考。最后,汇成《居仁日览》,这种东西现在要收也收不齐了。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俄之革命,有法之历史在前,群知为戒,当不至为其已甚,使数十年祸乱相寻。其当路人比之吾国程度为高,亦不至如吾国改革后之现象。吾国现有之参、众两议院,半皆毫无价值之人,俄尚不然,故曰不至。但其国幅员大广,中杂亚族,教育未遍,民多不学;皇室久为齐民所崇奉,俄皇以一身而兼教主,西人宗教观念,比之吾国常深,此皆最难解决问题。故吾辈于其国体,一时尚难断定。大抵独裁新倾之际,一时與论潮热,自是趋向极端,而以共和为职志;数时之后,见不可行,然后折中,定为立宪之君主。此是鄙意,由其历史国情推测如此,不敢谓便成事实也。

均贫富,等贵贱,在中国有久远的历史传统。不患贫而患不均,这是中国几千年社会基本法则。到了近代,当中国回应西方,走上工业化道路,极大丰富了社会财富之后,中国的社会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特别是近代以来批量出现的富人、巨富,他们本是社会希望,是工业文明引领者。然而就像西方资本主义早期一样,中国资本主义在十九世纪晚期初生,原始资本的积累极端残酷,社会贫富差距达到历史上无法容忍的程度,因而对社会主义极为敏感,最容易接受。据梁漱溟回忆,民国元年,十九岁的梁漱溟看见幸德秋水所著《社会主义精髓》,“自己仔细思考,确悟产业私有制度的罪恶。私产是引诱或逼迫人堕落的根源这个意思,我认的非常真切,一切自己的行动感情,完全受这个思想的支配。觉得坐人力车也是一件很不忍的事情。记得有一次在街上看见两个巡警,用白绳牵着一个小偷走,我看了非常的愤怒,以为这全是私产制度的罪恶,与他何干,愈想愈气,直欲夺而释之,这个时候,我觉得是做人最真实的时候。”因此,中国人对十月革命的欢呼,社会主义在中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并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地方。

《新青年》推倒了杨度的逻辑,提出民主走了好几年了,共和也已深入人心,为什么还敢出现这样的逆流呢?为此,《新青年》认为在政治改良和经济发展之外,必须有文化层面的变革。《新青年》在1915年提出这个问题,把对国家出路的讨论上升到了一个更深层次: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当时陈独秀的这种想法,以及后来衍生的新文化运动都是“一战”导致的结果。

一战结束,中国思想界发生了巨大转变

从谴责战争的罪恶走向反省西方文明的缺陷,再到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严复这些对西方文明的批评言辞,与战时在西方出现的“西方的没落”的声音相似。它说明东西方的思想家通过审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消极影响,对西方文明的弊病和局限有了新的认识。战后世界范围内出现非资本主义化的浪潮,与这一认识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

就知识背景而言,没有谁比严复更有资格谈西方谈欧战,“复自欧陆开战以来,于各国胜负进止,最为留神,一日十二时,大抵六时皆看西报及新出杂志也”,从中编译一部分成《居仁日览》,差不多日出一册,以供袁世凯参考,因而严复的观察并非虚言。

在整个过程当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社会主义。当时梁漱溟写了一本叫《社会主义粹言》的小册子,大概是根据日本的幸德秋水(注:日本社会主义运动活动家,着有《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社会主义神髓》)的一些社会主义论述编过来,再加上评语。梁漱溟概括私有制是人类的罪恶,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导致“一战”这么一个大灾难,其根源就在财富私有的所有制。由于对西方社会和资本主义的观察,梁漱溟这一代人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一下子跳脱原来的语境。梁漱溟自己也讲他一度成为了一个社会主义者。

这里面涉及到国家力量的问题。国家有没有力量,要看重大的事情你是否有能力做,这就是民主的效率问题,就涉及到国体。中国为什么在日本步步紧逼的时候,没有应对的力量?这要追溯到1911年辛亥变动之后1912年构成的政府。1912年构成的政府是一个没有效率的政府,没法决策,所以弄了一个《临时约法》。政府是一个没有力量的政府,决策很为难,想对德宣战,结果议会不通过。当时战争一爆发,严复专门编辑西方情报,每天给袁世凯报西方战场的情况。但中国的决策系统是外交、政府、议会、中间层,因此等到1915年3月,中日之间达成妥协之后,1915年4月又发生了一件事,影响了后面的思想史,就是杨度的文章《君宪救国论》。

对于近代日本的崛起和它的侵华欲望,严复亦有深刻的分析,他认为日本在中日之争中“未必长享胜利”,中国欲“雪耻吐气”,非“痛除积习”不可:

学习西方,接纳西方,是一战之前半个世纪中国人不曾怀疑的根本方向。假如不是欧战,中国也会不断反思,但欧战让中国人恍然有悟,似乎学习西方就是一个根本错误。

纪彭:经过二十几轮谈判,1915年5月,中日达成妥协,签订新的条约——“二十一条”。也就在这一个月,中国发生了一件重大的事情,一下子引起了对前面十几年的怀疑。这就是杨度发表的《君宪救国论》。这篇文章讲到了一个观点:中国为什么解决不了当前的问题,不就是我们的政治制度出现问题了吗?

再回到德国对胶州的使用。在1895年之前,德国就集中在山东经营,等到1898年的胶州租借协议达成后,德国就更集中地向山东投资,还设立了总督府。德国在中国的投资带动了山东的快速发展,当然也有负面影响,就是义和团起来了。这些集中投资使德国在山东的利益非常大,但到1914年一下就中断了。1914年6月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7月德国、俄国介入战争。德国一介入战争,德国和中国的利益密切相关。1914年8月正式打起来,打起来之后中国政府就面临选择。因为德国和俄国、英国几个国家对打,包括奥匈帝国,中国政府很难站队,这时候已经到了袁世凯政府。这个问题选择很难,因为这几个国家都是中国友邦,没有一个和中国不好,都是好朋友,很为难,不知道怎么办。

4.《英国军械大臣来德佐治在满哲沙劝谕工人演说》(北大图书馆收藏)

一战留给人类巨大遗产,也改变了中国历史走向。一百年过去了,人类还在消化这些遗产,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竞争,依然没有让历史终结。

梁启超提出这个问题后,整个下半年社会就动起来了,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很大的分裂,知识分子们开始讨论中国到底应该实行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在这个过程中思想界又出现了一个大的变化,即1915年9月1日《新青年》的创办。

一战时日本对德宣战抢山东

2深刻透视一战后期世界变局

走俄国人的路,成为中国人的一项选择

杨度主张抛弃民主共和实行君主立宪

但到《马关条约》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真正的资本家阶级、工人阶级成长起来,更重要的是之前中国人想办的事办到了。比如想修铁路,过去讲中国不想修铁路,说是因为风水,那是假的。史料上中国很早就知道铁路,也想修铁路,也知道矿产资源的开采,就是没钱嘛。那么《马关条约》之后,外国资本进入中国,一下子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从1895年到1903年八年时间,中国关内的铁路,两条南北大干线都建成了。而且国际资本带给中国的规范性、示范性,使中国的民族资本迅速成长。中国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是这样出来的。

严复平时保有阅读英文报刊的习惯,他对中文报纸自有成见。对此,他并不隐讳,自谓:“复向于报章,舍英文报外,不甚寓目,北京诸报,实无一佳,必不得已,《亚细亚报》或稍胜也。”他还说:“中国南北报纸,皆属机关。《亚细亚报》自经政府利用之后,所谋失败,信用自属全无;面《顺天时报》,又系日本机关,此时专以倾袁为目的,欲求纪载较实,议论较正者,殆绝无也。”显然,严复对中文报刊持不信任的态度。《居仁日览》是供总统平时阅览的读物,实相当于今日《参考消息》,自然对总统决策可以发生重要影响,甚或是其制订政策的重要理据。只是欧战前期,因中国并没有卷入,严译《居仁日览》只不过是“内部参考”而已。严译《居仁日览》是否还有其他未发现的篇目,仍有待考查。

一战主要发生在欧洲,因而在二战之前一般都称为“欧战”。中国原本和欧战毫无关系,欧战的爆发与结束,却都为中国内部事务的裂变提供了契机。

杨度1915年5月提出这个方案之后,可以看到下半年。紧接着梁启超就对其提出怀疑。顺便提一句,实际上梁和杨的关系是非常深的,过去也有很密切的往来,后来的来往更多。等到6月份,梁启超就和冯国璋来北京找袁世凯。他们认为因为杨度的说法就是要把中国的政治架构往回改。往回改的目标就是袁世凯称帝,袁世凯当皇帝当然要废掉民主的架构。梁启超和冯国璋就来问他,你是不是要当皇帝。袁世凯信誓旦旦地讲不是的,我当什么皇帝呢。我的大儿子是个残疾人,二儿子是个假名士。另外几个儿子年龄都还很小,当个排长、连长差不多,以后怎么能把国家给他们?自古以来没有几个皇帝的后人是有好下场的。

我们过去的叙事很悲情,民族主义叙事就叫“列强瓜分中国”。其实19世纪中期之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产能饱和、产能过剩,于是就往亚太地区转移。1860年之后,整个西方资本都是往这个方向走,这些国家都向中国大量投资,但是和中国都没能解决土地的使用问题。满人曾为中国开疆拓土,赢得了很多土地,这种对土地的爱护,你可以感觉到满人不会轻易地丢掉土地。

吾国近日外交,自不佞观之,殆无第二策可行。盖前之抗议,明言德若潜艇政策不加限制,吾国当与绝交。今德之复文,于潜艇制限一节,已置诸不论不议之列,吾国不向第二、三步进行,前言复成何语。夫中国于胶州一事,已授德国口实,今者又起扰议,故使德人而胜,即如此中止,其执辞仇我,正与得罪到底者相等也。中道而止,又何济乎?至于协商一面,更缘中止而开罪益深,转不若前勿抗议之为愈矣。甚矣!暗懦之人真不足与计事也。

严复是鼓吹学习西方的先驱者,自甲午战争爆发二十年来孜孜不倦鼓吹天演、进化、适者生存。然而欧战给严复当头棒喝,让他觉得过去二十年找错了方向:“不佞垂老,亲见脂那七年之民国与欧罗巴四年亘古未有之血战,觉彼族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回观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泽被寰区。此不独吾言为然,即泰西有思想人亦渐觉其为如此矣。”

1915年就这么过去了。1916年,中国就陷入一个大的困境当中:帝制和反帝制的斗争。1917年是参战和护法运动。经过这么些折腾,张勋第二次复辟之后,段祺瑞掌权并强硬地把中国带到参战的立场。所以说段祺瑞还是在最关键的时候给中国赢得了一个战胜国的地位,得以参与巴黎和会。当然中国也付出了代价:虽然中国是象征性地出兵,但在这个过程中有大量中国劳工到了欧洲,为“一战”做出了重大贡献。

中国面对西方时,是农业文明面对工业文明、商业文明。中西之间的贸易不均衡曾导致一系列的冲突,这个冲突是中国对于西方的商业和工业的一种抗拒。但是经过两次鸦片战争,中国在这方面有一个大迈进。1842年的《南京条约》开放五口,1860年的《北京条约》几乎把中国全部开放,这是中国现代化的真正起步。

战后在俄罗斯出现新兴的苏维埃,东欧社会主义运动风起云涌,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亦随之兴起。严复以明末李自成、张献忠之流比喻新兴的东欧和苏俄社会主义运动,这对国内当时匆匆做出的热烈反应自然是泼了一盆冷水:“欧东过激党,其宗旨行事,实与百年前革命一派绝然不同,其党极恶平等、自由之说,以为明日黄花过时之物。所绝对把持者,破坏资产之家,与为均贫而已。残虑暴厉,其在鄂得萨所为,报中所言,令人不忍卒读,方之德卒入比,所为又有过矣。(其政体属少数政治。)足下试思,如此豺狼,岂有终容于光天化日之下者耶?此如中国明季政窳,面有闯、献,斯俄之专制末流,而结此果,真两间劫运之所假手,其不能成事,殆可断言。”由此可见,严复内心深处对“自由、平等之说”仍存一份温情。反省欧战时,他曾谴责这一学说所造成的流弊;面对革命的无情,他又重温“自由、平等”之不可失缺。这种思想矛盾正是一个保守的自由主义者所处的窘况。

俄国最早介入一战。但俄国内部矛盾极端尖锐,当俄军队在前方厮杀时,二月革命爆发,很快组建以贵族和前贵族为主体的临时政府。然临时政府软弱无力,人们日常生活受到极大影响,怨声载道。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起义,推翻临时政府。列宁领导的新政府发布《和平法令》,谴责帝国主义战争罪行,建议一切交战国立即停战谈判,签订和约,不割地不赔款。苏维埃还宣布废除土地私有制,无偿没收地主、皇室、教会的土地,实行土地平均分配。这就是十月革命。

但是这时候就出现了一个新力量,辛亥革命、二次革命的参加者,就是陈独秀这拨人。陈独秀这拨人是绝对的民主主义,特别是黄兴,他认为民主原则不能没有,一定要走民主道路。孙中山不一样,到二次革命有一个重要的事情,成立中华革命党,就是因为北京在筹建筹安会。我们不理解,孙中山怎么那么倒退?说要以党的名义,还要忠于党魁,签字画押效忠。其实很简单,孙中山就是回到了原来的会党,中华革命党就是会党,会党当然是忠于领袖。这就可以看到,1915年因为外交问题引发了中国思想界的混乱,混乱过程中各种思想都在出现。

时人习称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欧战”。严复观察欧战前期的材料主要存留于《居仁日览》和私人书札中。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