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纪念今年1月9日逝世的庞朴先生——,说、出土文献研究以及推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研究热潮

编者按:

图片 1  [本站讯]12月26日,由儒家文明协同创新中心、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主办的庞朴先生逝世一周年追思会暨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兼第一副院长叶小文、国际儒联秘书长牛喜平、山东大学副校长胡金焱出席研讨会并致辞。  叶小文在致辞中介绍了庞朴先生对自己学术研究和行政工作的影响,表示先生的学术思想让自己受益良多。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要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为这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文化根基和价值支撑。希望大家在庞朴先生这样杰出学者的精神引领下,将我们的学术工作投入到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建设中去。牛喜平表示,庞朴先生为我们树立了治学的榜样,为我们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积累了经验和智慧,他重视儒学基础理论研究和空白项目研究的做法,为我们组织安排学术研究提供了思路和借鉴,他对文化问题的阐述增强了我们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和文化传承的自觉,对读经和礼仪问题观点为我们正确处理传统文化的内容与形式问题提供了启示。胡金焱在致辞中介绍了庞朴先生的学术之路以及先生与山东大学的不解之缘,表示庞朴先生是山东大学的骄傲。2005年,先生受邀重回山大,创建儒学研究中心,极大提升了山大在儒学研究领域的影响力;学校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儒学高等研究院,先生也给予了关怀和帮助。胡金焱介绍了儒家文明协同创新中心的创建与发展情况,表示中心旨在进一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促进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这也是庞朴先生在儒学研究方面的遗志。希望各位专家一如既往地支持中心的工作,共同推动儒学的复兴。  本次研讨会以“儒学研究现状检讨与未来展望”为主题,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刘梦溪先生、中央民族大学资深教授牟钟鉴先生、北京大学著名教授李中华先生、北京师范大学原哲学系主任周桂钿先生、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先生以及深圳大学文学院院长景海峰教授、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朱汉民教授、华东师范大学陈卫平教授、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姜广辉教授等参加会议并结合主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与会专家认为,庞朴先生是当代最富有思想深度的学者,是兼思想家与史学家于一身的一流学者;如果说梁漱溟、冯友兰是第一代学者的代表,那么庞先生在第二代学者中最有代表性、最具原创性;庞先生是改革开放之后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领军人物,1978年在《历史研究》发表的《孔子思想再评价》是可以载入史册的,他的学术成就在整个中国哲学新时期开局里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突破了当时的文化环境局限,通过对民族思想的挖掘,更多地看到了传统文化的普遍性意义和价值;义理与考据有机结合是庞朴学术的重要风格,他对中国古典学有很深的体悟。与会学者深情回忆了他们与庞朴先生的密切交往,认为庞先生既是师长,又是朋友,他是智者,更是仁者,他是巍巍高山,又平易近人,他对后辈提携不遗余力,生活上关怀无微不至,先生虽然离开了我们,但其学术成就与精神品格永存。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副院长王学典教授作会议总结,他表示,从在座各位对庞朴先生学术贡献、精神品格的高度肯定来看,先生是当之无愧的国学大师、儒学大家。近代以来,传统文化经历了断裂、接续、复兴三个阶段,先生处在传统文化接续慧命的特殊历史时期,出色地完成了时代所赋予的使命。先生虽离开了我们,但其学术成就与精神品格永存。今天,传统文化复兴已经成为无法逆转的趋势,在座都是第三代学者主力,相信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儒学与中华文化一定能为民族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作出新贡献,再创中华文明新辉煌。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山东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湖南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南大学、深圳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首都师范大学、曲阜师范大学、《光明日报》、《中华读书报》等高校、科研单位、新闻媒体的40余位著名学者参加了研讨会。  庞朴先生1928年生江苏淮阴,1954年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研究生毕业,曾任山东大学讲师、《历史研究》主编、《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科学文化发展史》国际编委、国际简帛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儒藏研究中心总编纂等职。2010年被山东大学聘为终身教授、儒学高等研究院理事会副理事长、学术委员会主任,获当今儒学研究领域最高荣誉“孔子文化奖”。2015年1月9日庞先生在济南逝世,享年86岁。

这里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有些好的注本应该用。比如说《十三经》,以《左传》为例,杜预注的《左传》因为他的时代的限制,由于他对当时历史的考证,后来的一些历史研究,到清人的注释本里边,纠正了杜预的很多错误。同样《史记》也是这样,司马迁对《史记》的着作因为当时的条件,文献也没有了,虽然司马迁光了很长时间完成这部着作,我们今天把它作为正史,但是司马迁的《史记》里面存在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后来很多学者做了纠正。考证提出很多的问题是有道理的。同样一个事情,比如说武子胥复仇这个事,在《楚世家》里边,和在《武子胥列传》里边的记载是有出入的,表述的方法不一样。有些记载,《左传》和《国语》的记述不一样。它是因为当时,可能有一些传说,但是后来很多人考证,认为不对,而我们今天把它作为正史。如果我们今天把传统文化作为一个国家的至宝来传播,那应该包括后人的一些研究成果,应该包括进去。假如说前人在那个时代所形成的一些东西很多有价值,它有历史功绩,但是它有时代的限制。这样的话,我说建议,从普及这个角度来说,如果有好的注本应该把它放进去,当然这会涉及到一个版权。但是这样呢,就对文化层次比较低的,包括研究人员,他可以很方便地把前人的研究成果,不仅是看了先秦的典籍的原样,后人怎么补充丰富了这个东西。所以我建议从普及这个角度,将来有好的注释把它丰富进去。

他认为,我们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应抱有一种复兴而非复古的态度。唯有这样的态度,才能去粗取精、与时俱进,结合现代社会和未来发展的需要,挖掘出传统文化中优秀的部分,充分发挥其现代意义。

1952年,庞朴被分配去人民大学学哲学。两年后,他毕业回到山东大学教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读《毛泽东选集》的时候,他发现里面中国的东西比马恩思想多很多,所以他决定转到中国哲学。那时候的中国,各种运动纷至沓来。庞朴作为“白专”被斗来斗去,也在“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的号召下自觉去批判冯友兰。

2007年初,为编辑《年度国学2006》一书,国学版电话约请庞朴先生撰写“感言”,2月3日晚,庞先生通过电子邮箱寄来文章,并附短信:小稿已勉力草成,奉上,请审定。八年过去了,这篇文章仍在网上流行。现予发表,以纪念今年1月9日逝世的庞朴先生——

首师大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第一件事,就是他们建立了一个语言研究中心,而且他们语言研究中心进行了语言哲学的研究,使我感到思想和观念非常先进。这次使我领教的是,在电子文献方面他们又走在了前面,给学术界提供了很多有用的工具,也造福于学者。我今天就讲这些,谢谢。

从传统文化的复兴与民族复兴的高度上来谈文化的软实力作用,是讲究体用兼备的文化,其所构建的文化自信是驱逐“唯洋是举”的明灯。中国文化最重务本,本立而道生。治天下者以人为本,治身者则以平心为本。把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依托,正心与内圣,平天下与经世致用相融汇,常有具体而微的论述。作者认为,天下是中国古人所独有的一种文化理念与情怀追求。所以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外特别捻出了天下观。

从“火历”的角度思考问题,可以解决很多天文学史上费解的难题。“火历”说引起了天文学界的极大兴趣。天文史学界权威席泽宗就曾公开高度评价过庞朴的这一发现,并认为庞朴的这种做法,才是研究中国天文学史的正确方法。

这不是我在故意制造矛盾,它们都有事实根据。早些年就有人说过,主张大同的《礼运》篇是墨家作品,因为它“尚同”。至于释“平天下”为荡平天下,则是前三四年在一次高档的学术会上困惑了许多学者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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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融于血脉之中。作者认为,生活在现代的人也印刻着传统文化的胎记,这也是我们弘扬传统文化的深厚基础,而抉发出这文化的胎记,正是作者所做的。

而对于尝试建立儒教的努力,庞朴能够理解、同情和尊重。他始终坚持的是中国历史上有儒学,而没有儒教。他曾善意地提醒说,“如果要重建儒教,我个人的建议,就是希望你们像梁漱溟先生学习,要立足于民众幸福、社会改善、民族存亡和世界大同”,要宽容,要和其他宗教平等。

这只是两个例子,表明了传统文化在丧失自己的氛围以后,所难以逃脱的尴尬。

同样是作为一个《国学宝典》使用者,我补充一点。一个是汤先生谈到的尹小林的工作功德无量,我觉得的确如此。我再补充一点,特别是今天新闻界的朋友在这个会上,我想说这样一件事情,本来应该是由国家来完成的,而且国家每年在古籍整理方面是投了很多钱,但是今天我们几代学者觉得比较好,后来真正在我们使用中起到作用的,我觉得还是《国学宝典》。这的的确确是值行我们推崇的。而且我们了解到尹小林做的工作开始是单枪匹马的,刚才杨先生也谈到,最初的时候我们的确也没有想到《国学宝典》能够有今天。所以这一点,实际上我觉得尹小林靠自己的努力,当然还有很多先生,还有学术界很多朋友的支持,但是没有他的执着,没有他个人的努力,是得不到这样称得上功德无量的一个成果的。

中国文化的核心是培养人,是培养有修为的人。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廖先生认为,中华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留下来的最为核心的宝贵财富,是我们的精神气象所在,是规模境界所在,是我们立足世界之林中国智慧所在。廖着近求经世致用之良效。作者总能够把《易经》中深刻的道理以接地气的语言传达出来。其活处在于能够把《易经》的智慧推演到具体时代前沿话题上来。

19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热潮的出现,和庞朴的文化研究以及推动有着莫大关系。早在1964年,庞朴就提出过对文化遗产的批判、继承、创新三原则。1981年,庞朴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之聘,担任《人类文化与科学发展史》国际编委会中国代表。期间,庞朴发现中国当时极端缺乏文化方面的研究成果。因此,庞朴开始在学界呼吁文化研究的重要性。

至于“平天下”或“天下平”,按其所自出的《大学》所说,乃是“欲明明德于天下”的意思。且勿论这个“明德”为何,“明明德”一事之绝非荡平谁个或平定何方,则是毫无庸议的。另外,在传统文献中,更有“至平”或“太平”一说,以“不同而一”为平天下或天下平的表现,它与我们善良学者所担心、霸道帝国所向往的什么先发制人的荡平,是有天渊之别的。

方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沃土。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华优秀文化复兴的号角已经奏响。作者提出了“2017年,或将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复兴元年”的说法。“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作者认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生逢盛世,大力弘扬和发展传统文化,正是我辈应有的担当。只有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能更好地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庞朴曾毫不讳言自己是一个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他特别强调文化的民族性,并认为文化是民族的根,文化的最基本属性是它的民族性。他说,“在文化上绝对不能搞全球主义,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自己的文化,你这个民族就蒸发掉了,或者就淹没在人群当中了。”

但是有人会不同意。因为“世界大同”有“同而不和”的嫌疑;而“平天下”有“荡平天下”的架势,都不是什么好词,还是避开为妥。

座谈会专家合影

廖着《平心平天下——传统文化中的内圣外王之道与经世致用之学》由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出版,该书荟萃了作者近年来的讲学与访谈,共计32篇,可以说全方位展现了廖先生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知与解读。其书上宗《周易》之玄理,中弘国学之至道,近接经世致用之时代。

在下放劳动期间,庞朴的书都被贴上了封条。没书看,就看星星,“地上没有书可念,我就念这个天书;地上有阶级斗争,天上没有阶级斗争。”花了两年的时间,庞朴把漫天的星空都搞清楚了。没想到,这段经历引出了后来他一个重要的学术发现——火历。

这两个例子,一个是和,一个是平。“和平”两个词,后来又组合成一个词,作为“战争”的对立面,原意遂渐行渐淡,鲜为人知了。语词的变化发展,是种种情况促成的。希望我们弄清它们的脉络,数典而不忘祖,好好弘扬自己的文化,享用自家的宝藏。

左东岭

国学兴起,乃国家民族之幸,时代大势所趋。为弘扬国学振铎奔走者多有才俊,其中廖彬宇先生起于草野,靠自我苦学,以弘扬文化之“四为”宏志为己之发愿,成为个中翘楚。

1977年,庞朴的《〈公孙龙子〉译注》出版,印了40万册,他觉得那是一个大笑话。“文革”前,他跟出版社签了合同,给他们写一本《〈公孙龙子〉研究》。交稿后,“文革”开始,一切都停止。后来出版社去庞朴劳动的乡下找到他,要把稿子里翻译的部分拿出来单独发表,就是《〈公孙龙子〉译注》。原因是儒法斗争的需要,当时江青说中国历史就是儒法两家的斗争,现在要把历史上所有人都分到这两个阵营里,公孙龙被分到了法家里。那时候的中国,杂志只剩下《红旗》,书只剩下《毛主席语录》,所以这一印就就是40万,全都卖掉。但庞朴并不觉得这是得宠,“因为我真正的研究恰恰是没有发表的那部分。”

时下很流行的“全球化”一词,如果要译成中国传统用语,最恰当的候选者,莫过于“平天下”,或者是“世界大同”。

曹先擢

他认为,流传至今的古代文物展保留的文化信息,以其精美绝伦的技艺和艺术精神在向当代人传达我们祖先的智慧和创造力。如今倡导的工匠精神,也存在于青铜器、四大名瓷上面。他举了《庄子·知北游》中“大马捶钩”的故事:“大马之捶钩者,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一生“于物无视也,非钩无察也”。庄子虽然别有寓意,但就捶钩技术而言,这也是一种“精于一”的工匠精神。农业时代的技艺也许会过时,但是这种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精神,对处于工业化或后工业化时代的人们来说,仍具有启迪意义。

进入到1990年代以后,庞朴开始致力于解读中华文化密码、阐述中华智慧的研究,影响最大的当属《忧乐圆融——中国的人文精神》、《黄帝与混沌:中华文明的起源》及《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等文。庞朴认为中国人的“忧乐圆融”精神,有待于以历史时代和历史人物为实例,来给予生动的说明。

其实,在它们自己本来的家园里,所谓“大同”,就是“不同”,就是“和”;所谓“世界大同”就是“协和万邦”。这样的政治理念、哲学思辨和精辟用语,在中国传统文献中,是屡见不鲜的。

在比较文学上也是走在最前面的,他们是全国第一个比较文学系。双语的进行教学,从一年级进来就是双语的比较的氛围里面来成长,也是非常新的开创。我是很多年了都有这个想法,可是始终没有实践。现在首都师大实践的好不好我还不敢说,这得看毕业出来的成品如何,可是至少走了这么一大步,让我常常觉得非常高兴,非常的感动。这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每走一步需要开创,要开创就要披荆斩棘。

廖着上宗《周易》,该书认为,《易经》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与源头活水。其所发论多出自《易经》。廖着宗经多从《周易》阐发,经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国学之道为何?目前对国学概念学界仍有争议。国学与文化,二词概念不同,意指各异,均是有着多重外延之词,如欲究其本意,容易陷入无边论证。1898年,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提出“经学通大义,切于治身心,治天下者,谓之通大义。”《大学》三纲领八条目所贯穿的大学精神的基础在“正心”,其目的在“平天下”。所谓“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廖着很好地解决了国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皮相问题,紧抓其核心精神。他提出“国学者,治国平天下之学也!第一,国学,是治国平天下之学的简称。第二,治国平天下,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终极追求。”此定义以“一言以蔽之”之法来概括国学的内涵与外延。廖先生论国学可谓与前贤同心,此说能抓住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之“平心平天下”而加以推演。

从1990年代开始,尤其是近些年,当代大陆新儒家一直在通过各种方式发声,他们有的主张从恢复传统开始,把孔子诞辰定为教师节,有的从儒学乡建运动着手,而有的则希望建立儒教,甚至呼吁把儒教定为国教,也有强调和自由主义相结合的“中道自由主义”者。2004年,当代大陆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蒋庆在贵州他所创办的阳明精舍邀请了康晓光、盛洪、梁治平、张祥龙、陈明等一些学者,举行了一次“儒学会讲”,被称为“文化保守主义峰会”。

借这个机会我想谈一些问题。古籍走向电子化这是历史的必然,但是走向电子化的过程当中有一些问题,我想现在就应该开始考虑,否则的话将来会遗患无穷的。首先一个问题,我觉得尹小林这个研究所吧,作为专门从事古整理电子化的一个专业的机构,有一个工作定位问题,把自己的工作定位在什么位置,过去讲有普及有提高,当然两方面都做最好,但是实际上是不可能兼顾的,因为必须要有一个倾向性。因为电子化这个手段最大的特点是容量大,而且检索手段多样化的,这么大容量的东西去做一些小玩意儿,我觉得那就杀鸡用牛刀了。所以我想这个工作的定位,我认为应该定位在提高的领域。为学术服务,为专家服务,为弘扬中华学术研究服务。定位在这个地步,你才能像《国学宝典》那样,不断地进行开放,这样才符合你的工作的性质,不至于浪费掉你的精力。比如说《国学备览》,有人说它属于普及读物,我认为它不是普及读物。为什么?你全部是白文的,怎么能是普及读物呢?有几个人能读懂白文呢?你要做成普及读物,我认为可以做,但要在提高的基础上来做,怎么做呢?每本书都要有注释,有校勘。比如刚才放的《大学》:“在亲民,在止于至善。”那么是在“在亲民”还是在“在新民”,自朱熹以来就讲“在新民”,你这个里面跟本就反映不出来这个重大的问题。就说在中国学术思想发展上影响很大的这样的问题,你认为这些是原典,但事实上它本身有争议,你并没有任何反映。我认为这个不能算是普及的。因为这个白文的东西,有多少人能读得懂啊?而且什么叫普及的,你要想做普及的,就是说你做了插图,甚至于你做了声像,我觉得都不意谓着普及。就是你要做到使人能够准确地领会这个思想本质,能够领会那个意义才叫普及。我说的普及也不是一说普及一定要翻译,这不一定。有讲解有注释,我觉得也可以做到普及。所以你现在容量这么大,如果你现在把你选的这些81种书都用有注释本的话,这一张盘我想也能容纳得下。这不成为问题。所以我就觉得今后的工作重点在什么地方,我希望小林同志能够考虑一下。当然,他在继续开发他的《国学宝典》我想跟我所说的这些并不矛盾。精力要不要投入到那些零星的小玩意儿上,我倒觉得可以考虑。这是一个问题。

“在文化上绝对不能搞全球主义”

张燕瑾

比如说,他从黄帝的传说开始,用黄帝的故事说混沌,用“伯乐相马”来谈认识论,从“庖丁解牛”谈实践论,通过一批出土文物来谈“玄”,运用几个上古文字来说“无”,如此种种,最后都归结到中国辩证思维。由此,庞朴归结出中国式的思维方式,最重要的就是“圆融”,在《易经》中叫做“圆而神”。儒家称之为中庸之道,中和之德;道家谓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简化来说,就是中国人的思维世界是三分统一而不是二元对立,三分法是中国思想文化的特色,是中国思维方法的精髓。这就是庞朴诸多创见中影响最大的“一分为三”说。

特别我在这里想说一点就是,北京大学正在要从事一个项目,就是把儒家的典籍全部都编在一起,大概也要有七八亿字,或者更多一点。这样一个大工程,我想做起来是非常困难的。但是现在也有一些条件,比方说《国学宝典》吧,就可以为我们提供非常多的方便。因此我跟尹小林说,我们将来希望跟他合作,而且希望得到他的支持。如果想把儒家的经典都编在一起,当然对弘扬中国文化有非常大的好处。大家知道我们有《佛藏》,有《道藏》,但是没有《儒藏》。叫不叫《儒藏》这个名称,可以研究,但是需要把儒家的典籍都放到一起,做出来,而且应该做成竖排的标点本。我有一个经验,方立天同志在这里,有一个经验,比方说你研究佛教的,当然影印本的《佛藏》对我们是有帮助的,那没有问题,《中华大藏经》对我们有帮助。但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它不是排印,没有断句,用起来不方便。所以我们搞研究,经常还是得用《大正藏》。我们想要用的话,还用标点、排印或者是断句本。而尹小林他做的《国学备览》和《国学宝典》都经过标点整理,这个是非常实用的。不仅是一般人可以用,而且是研究的人也要用。因为我们的经验就,是你搞佛教,你还是得用《大正藏》。你尽管有《中华大藏经》,你不能代替《大正藏》,用起来还是很不方便。

从“录士”到学者

还有一个问题呢,你既然是要在古籍整理的领域做工作,那就有一个你如何原汁原味、原封不动地保存古籍的问题。把古籍转换成简体字,这本来就失去了古籍本来的面目,而且在语义上会引起很大的歧义。它是一音多义的,简化的问题就出现在这里,它一个音代替了好多意义。在古籍里面本身不存在歧义,到了你这里反而存在歧义,所以我觉得现在电脑完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照繁体输入,照原本输入,然后进行繁简对照。如果有的人不认识繁体字,他用鼠标一点就翻成简体字,他照样可以读。你一定不要用简体输入。因为它翻成繁体之后跟本不知所云,会造成很多问题。一定要有繁体,按原书,原封不动地输入进去,然后用简体对照,他可以通过翻转,他自己读简体。所以我觉得这里有一个问题,你的立足点在什么地方?你既然是要保存古籍原样,那么你就要在这方面下功夫。不能采取现在这样。《国学宝典》还来不来得及,回过来做,就是繁体输入?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这不是尹小林一个人的问题,咱们国学也有一个电子立法滞后,跟不上形势。当然现在的版权之争也太多,也太无谓。就是说现在你这个输入进去,你依托的是什么底本,你不能是找一个本就输入,就达到目地了,这不行。那么版本的选定,用什么本子,你要用人家整理的本子,经过校订的本子,那么有一个版权的问题。如何在这个前提下解决好这个问题,还是要找一个经过整理的、经过校勘的、经过认定的、学术界认可的。因为经过整理的本子,它要比原来的本子要好得多了。你说《二十四史》,你用百纳本当然也可以,但是现在中华书局那个经过整理的我觉得大家读起来就要方便得多呀。你何必再拿百纳本过来重新再点一遍?实际百纳本里面问题也很多呀。当然百纳本本身经过张元济做工作,用好的方面,但是现在也有人说张元济也有胡改的地方。这个问题就是说你用什么做底本很重要,当然这就牵到版权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尹小林今后这个开发工作,应该跟比较有基础的出版社合作,我没有贬低商务国际的意思,但是商务国际毕竟在古籍整理上没有基础,他应该跟中华书局这样的老的出版社合作。我现在已经退休了,我不代表中华书局说话。我就是就事论事,就是说应该是这样。因为他原来整理的一些成果,还有一些他没有整理的,可以共同的找合适的作者共同整理。这是我想到的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面一的泛泛的开发,这个够不够?当然书是越多越好,但是书是无穷尽的,原来说十万种,后来说十五万种,现在二十万种好打不住。那你什么时候能做十万种书进去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我觉得前期阶段面上的开发和点上的开发能不能并行?就是说搞一些专题,当然现在《隋唐五代》也可以说是一个专题。但是我觉得这还是泛了一点。我跟小林同志曾经建议过,比如说把清人的学术笔记,至少选十家的,什么《陔馀丛考》呀,《癸巳类稿》呀,类似这样的,里面涉及的问题非常多,包括《廿二史劄记》这些。如果能把这些输入进去,搞一个主题的检索,那对学术界帮助太大了。这个问题前人有没有讲到过,实际上很多问题,比如说《二十四史》里边出现的很多年号、事实,或者是很多错误,前朝人,很多清朝人都已经讲过了。但是要是读过《廿二史劄记》、《廿二史考异》等等,没有人有足够的时间去看。如果把这个做一个光盘,做一个主题索引,人家一点,马上就出来了。我觉得这对学术界的帮助可能更大一点。现在小林这个工作做得已经很有成绩,但是就总的发展趋势来说,还是起步阶段,所以我觉得在起步阶段对一些基本的问题考虑得越清楚对今后的发展恐怕越有好处。我随便讲一些,不一定对。谢谢。

庞朴先生的学术领域十分广泛,成就卓然,在中国哲学史、思想史、文化史、古代天文历法以及出土文献等方面尤有精到的研究,主要着作有《〈公孙龙子〉研究》、《一分为三——中国传统思想考释》、《竹帛〈五行〉篇校注及研究》等。其学术思想和活动主要集中在“一分为三”说、“火历”说、出土文献研究以及推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研究热潮。

但是现在有个问题,就是目前呢,我们目前这个考虑,比如现在在《国学备览》所收的这些东西基本都是白文、原着。白文有一个好处就是避开了一些版权问题,但是能够读白文的人应该是大学文化以上,基本上是从事研究工作,或者教学工作需要,大部分是中学老师,这样的人都不是太多。搞历史、搞文学、搞文献学,从事研究的能用得上。没有相当的阅读能力,没有相当的文史基础用不了这个东西。这就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现在是如果说这个东西要普及,向更多的不同文化层次的人来传播、来普及传统文化,那就应该有能够普及的,这样的本子。所以现在,都收白文的就不行。我接触过一个青年,大概和台湾合作,他搞了传统文化阅读经典的阅读,在幼儿园、在小学里面就开始读经典着作。他印了一些东西,16开本的,印得很漂亮的。《尚书》选了一部分,《论语》选了一些,《大学》选了一些,《诗经》选了一些。都不是唐诗宋词。他的意图就是让小孩从小读经典。在全国大概还有二百多个点在推行这个东西。他印了很多经典选读。但是这种做法只能认为是什么呢?一个是小孩读了以后解决实际的问题,丰富一些常识,历史的呀,地理的呀,另外就是潜移默化地进行伦理教育。《大学》里的,《孝经》里的一些东西,潜移默化地受了一些教育,但这个很有限度,而且它不加注释,也没有译文,就是这个东西。这个做法的出发点很好——宏扬传统文化,但是这个做法本身看来有相当的局限性。这项工作呢,我有一个基本看法,就是应该分开层次。至少应该是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对学者、研究人员提供一些东西,一个就纯粹是普及性的,就是怎么在文化上接受一些东西。可以是大学以下的,包括中等以下的文化程度的能读的东西。这里有一个问题,这当然要考虑成本。现在这种做法可以避开一些版权,另外因为它没有标点本、包括没有注释的本,这样就没有版权问题。用白文,做起来成本比较低。不过我想如果从长远考虑,作为学术建设来说,我们不仅是对国内,对台湾,对香港,包括对国外的一些研究汉学的学者,我们做高层次的。这是一个档次。还有一个就是普及性的东西。

1982年,庞朴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应该注意文化史的研究》一文,率先发出重视文化史研究的时代呼声,引起学界的强烈反响,从而掀起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化热”的序幕。在这一过程中,庞朴多次发表有关文化学和中国文化史的文章,并在各种有关会议上和国内外许多城市发表演讲,定义何谓文化,论证文化的两个属性和三个层面,阐明中国近代史的文化历程正是文化三个层面的展开过程,中国文化的出路在于把握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等思想。这一系列的探讨,引起学界的极大重视,推动了文化研究热潮的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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