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及迄今面世的相关阶段性总结,关系理论对丰富边疆学、边疆民族史研究的知识体系和理论视野

新华网昆明6月27日电日前,第二届“理论、视角与实践:跨学科视野下的边疆民族研究暨中国边疆民族史学科建设”研讨会在云南民族大学召开。来自北京、黑龙江、云南等地高校和科研机构的60余位学者参加了本次研讨会,围绕边疆民族研究、边疆民族与涉外研究、边疆民族历史书写研究等主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与讨论。

我国西南边疆疆域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复杂的演变过程。古代的西南边疆是指在历代王朝管控下的西南部疆域,大致包括今云、桂、黔三省和川西南地区,以及自汉武帝时起便受中原王朝管控的中南半岛北部。宋代,今越南在中南半岛北部建国,脱离中原王朝统治,但仍与中国以藩属国形式保持密切联系。明代后期,今缅甸、老挝、泰国的北部脱离中原王朝版图。近代,英法殖民势力进入中南半岛后,对我国西南边疆及其民族关系产生了复杂的影响。

内容摘要:

摘要:传统的西南边疆史研究,主要是从族群关系与边疆开发治理这两个维度展开的。到目前为止,虽然研究成果斐然,但其中的局限性也有目共睹。前者囿于族际间族源、族群文化、族群历史的纠葛,难以充分展现国家—地方—族群之间长期复杂互动的历史图景;而后者则习惯于采用传统政治史“自上而下”单向度的“线性历史”的研究视角,对西南边疆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发展逻辑往往关注不够。所以,要想全面揭示西南边疆历史的内在复杂性和丰富性,就必然要突破传统“线性历史”的思考方式,建立起更加丰富、更富有弹性的“整体史观”。因此,西南边疆史研究的区域史转向,就是要将历史现象置于具体的空间结构与时间序列的坐标轴上进行综合考察,而不是简单地用历史事件去填充区域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区域具有复合性、交叉性的时空结构,决定了西南边疆史以空间、历史、族群互动为主题的“复线历史”叙述的基调。

最近二十年来,国际范围的清代边疆民族史研究得益于中国
“清史纂修工程”推动和大批汉文、满文、蒙古文及藏文档案开放、整理及刊印行世,加上与美国“新清史”学派的互动,获得了快速发展。为了对该领域的既往成果总结消化,进一步推动相关研究走向深入,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联合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于2016年12月2日至5日在河北省承德市举办了以“清代的边政与边疆民族”为题的国际学术讨论会。

本届论坛由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主办,《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编辑部、《西北民族论丛》编辑部协办。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与积累,边疆民族研究日益引起社会及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如何认识边疆民族研究的历史、现实、未来及其学科建设内涵,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有鉴于此,本次会议的主题定为“近代边政与边政学”,拟打破学科藩篱,积极借鉴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政治学、边疆学等多学科的研究视角,开拓中国边疆民族史研究的新取向。

但自明代后期,中国西南部疆域大致保持了稳定。受历史发展与近代以来边疆概念变化的影响,近现代意义上中国的西南边疆主要是指今云南、广西两省区。一般来说,研究现实问题多以云南、广西为地域范围,以及北部湾和南海诸岛等海疆领域。研究历史问题与内外关系时,也会涉及中南半岛北部的部分地区。

关键词:

关键词:西南边疆史;区域史观;阐释路径;族群互动;整体史观

本次会议汇聚了英国剑桥大学、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日本大学、日本创价大学、日本国立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日本立命馆大学、哈萨克斯坦自然科学院、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兰州大学、西藏大学、内蒙古大学、赤峰学院、吉林师范大学、哈尔滨师范大学、黑河学院、大连民族大学、齐齐哈尔大学、伊犁州文物局、承德市文物局、河北民族师范学院等海内外多所高校、研究机构的八十余名专家学者和博士、硕士研究生,科学出版社、民族画报、中国经营报等媒体朋友列席参加了会议。

在研讨会上,参会学者认为,应加强边疆民族史的研究与学科建设,要重视跨学科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重视宏观与整体视野,注重历史时期民族之间的流动与变化,增强历史与现实互动关系的认识。

西南边疆相关研究呈现不同阶段性特征

作者简介:

中图分类号:C9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09-021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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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中国民族史学会常务副会长、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刘正寅从边疆治理的视角出发,认为晚清时期新疆建省,是清朝的“藩部”祖制理念转变的结果。中国民族史学会副会长杨文炯通过对“东方学”与“边政学”话语博弈的解读,认为中国民族史学只有坚持学术的文化自信,开放学科边界和借鉴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以中国学术的文化自觉为动力,才能推动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发展,建构具有中国特色、风格、气派的中国民族史学话语体系。

今天,云南、广西两省区是历史上西南边疆范围的主体部分。1949年以前,学界对西南边疆虽有研究,但却零散而不连贯。新中国成立后,相关研究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

  今云南、广西两省区,是历史上西南边疆范围的主体部分。[1]1949年以来,众多研究者对上述地区的边疆史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并取得粲然可观的成绩。根据研究发展的大体轨迹,以及迄今面世的相关阶段性总结,[2]同时为了叙述便利,本文将1949年以来的西南边疆史研究分为前40年、之后的10年和近10年三个阶段。现就这三个阶段研究取得的成绩,以及对今后发展的建议及展望,做简要叙述,望识者不吝指教。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汉唐时期西南边疆治理与区域社会互动整合研究”阶段性成果

3日上午,会议举行开幕式,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张永江教授主持。历史学院副院长、清史研究所所长朱浒教授和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副校长赵翠华女士先后致辞,对远道而来的学者表示了欢迎。他们指出希望通过这次国际学术会议,能为国内外的学者提供一个交流互动的平台,对相关问题做深入、细致的探讨。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马大正教授作为嘉宾代表致辞,他指出清代边疆民族史是清史研究中非常重要的领域,近年来学界相关研究成果丰硕,在此基础上,希望学者们在以后的研究中重视从国家层面更加宏观的视野上对清朝的边疆治理进行深入的研究,同时加深对清代边疆地区具体的治理研究,而且要从统一多民族中国历史构建的视角,加强对清代边疆民族和边政问题的研究。

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尹建东从西南疆域“中心—边缘”关系理论的形成与构建出发,阐述了“中心—边缘”关系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呈现出动态的发展特征,探讨了“中心—边缘”关系理论对丰富边疆学、边疆民族史研究的知识体系和理论视野。

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国的边疆史研究基本上以民族史为主,这与当时通过民族识别确定55个少数民族的法律地位,并强调各民族一律平等,同时在援助方面较重视少数民族有关。因此,研究的视角和方法主要是从少数民族和民族史出发,多注意少数民族在历史上的活动,包括少数民族在源流、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状况以及各个时期的民族关系等。这一时期的研究着力于追求彰显民族平等的目标。

  一

作者简介:尹建东,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区域社会史、历史人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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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介绍,云南民族大学中国边疆民族史研究团队不断拓深研究领域,取得了较好成绩。云南民族大学党委副书记李辉表示,云南民族大学将严格按照国家“双一流”战略部署的要求,进一步优化学科发展结构,注重优秀人才的培养与引进,努力提升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史学科的综合水平。

伴随着国家的重大发展变化,尤其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我国边疆地区的经济开发与经营实践,极为需要历史方面的研究成果以资借鉴。这一时期边疆地区的开发史、经营史、移民史,迅速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研究重点也侧重于历史上边疆的交通、移民、农业、文教、社会变迁等方面。

  1949年至1989年的40年,是西南边疆史研究领域初步形成并取得第一批重要成果的时期。1949年以前对西南边疆史虽然有过一些研究,但大致仍是零散及不连贯的。新中国成立后百废俱兴,尤其是受到对少数民族大规模调研活动的推动,西南边疆史方形成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并逐渐为人们所重视。

一、研究现状与学术反思

开幕式之后,会议共邀请七位历史学者做了大会主题发言,由英国剑桥大学、蒙古内亚研究组、社会人类学系萨雅娜研究员担任主持。多罗宁教授(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在《清代边政问题》中提出了清代史学是如何参与到清朝官方对边疆治理的合法性建构当中去的问题。楠木贤道教授(吉林师范大学满族文化研究所)《满洲作为地区名称之来源
──江户时代知识分子之认识》系统梳理了日本在江户时代对东北满洲的地理性的认识。杜家骥教授(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清廷与漠南、漠北蒙古之关系及统治形式不同略谈》从多方面比较了清朝对漠南蒙古和漠北蒙古管理体制方面的差异。李大龙研究员(中国社科院边疆研究所)《国家建构视野下游牧与农耕族群》从长时段宏观的视角讨论了中国两千多年来边疆理论发展的趋势,分析了游牧和农耕两大族群的长期互动关系。刘凤云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陪都盛京:构建中的政治与文化选择》从文化的视角审视了清朝入关以前的政治体制的变化。关捷教授(大连民族大学)对目前国外有关中国研究的一些看法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乌云毕力格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关于乌珠穆沁部与乌珠穆沁二旗》探讨了清代内扎萨克蒙古锡林郭勒盟乌珠穆沁二旗的历史渊源和清代乌珠穆沁旗的建立及其苏木构成,对乌珠穆沁部的起源提出了新的观点。

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情势的变化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边疆地区,西南边疆的民族关系由此在客观方面发生了某些改变。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周边一些国家对华关系也在调整,同时在经济交往中引发了一些利益冲突,而美国重返东南亚的战略部署,加深了一些问题的严重性。如何解决边疆地区出现的新问题、如何处理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如何应对东亚地区日益紧张的形势等,成为我国边疆研究的新热点。由此,学界对西南边疆研究的选题明显超出历史学研究的范畴。

  对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的历史和状况进行全面调查,是这一时期取得的一项重要成就。1950年至1952年,中央政府派出多个民族访问团慰问边疆的少数民族。从1953年开始,我国政府重点在边疆各省区组织了大规模的民族识别调查。1956年大规模识别调查结束(相关工作延续至1979年)。1956年后约用3年的时间,在组织调研少数民族语言的同时,组织了对少数民族社会历史情况的调查,西南边疆各省区是重点调查的地区。上述调查活动的成果,集中反映于国家民委主编的五套丛书,即各少数民族的语言简志、简史、社会历史调查资料、自治地方简况以及综合性著作《中国少数民族》。此次调查是中央政府正式组织,邀请众多的民族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的学者参加,同时大量吸收各级干部和大学生参加的一次广泛调查活动。其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与调研之深入,前所未有,代表了当时中国社会调查的较高水平。调查资料的整理出版虽受到“文革”的干扰,但主要内容仍通过五套丛书和相关论著得以发表,为中央政府划分民族和制定民族政策提供了依据,也为以后的研究者所重视并经常引用。但是,此次调查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如调查的主旨是为政府划分民族与制定民族政策服务,调查的重点是少数民族的政治地位、经济生活与阶级关系,边疆问题未受到重视,也不是调查的重点。此外,上世纪60年代以后,一些学术组织和研究机构也组织过对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的调研,如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组织了对六江流域的调研,云南大学组织了对云南边疆少数民族村寨的调研。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西南边疆史研究,与清末民初的边疆危机以及中国转型为近代民族国家的背景密切相关。早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杨成志、夏光南、凌纯声、陶云逵等为代表的国内部分学者,即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结合历史文献,从不同角度对西南边疆地区的民族、社会、历史、文化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地的研究,“由于对主权的关怀,‘边疆’遂在民国年间成为重要语汇,见之于许多国家表述和民族建构论述当中。”[1]在此背景下,一些关注西南边疆问题的学人,也自觉地将学术与政治联系起来,以彰显特定历史时期学术思想与国家、民族利益的一致性。[2]于是,当时出版的一系列综合性的“边疆史”“民族史”论著,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了西南边疆民族历史的相关内容。不过,在“夷夏有别论”、“用夏变夷论”等传统惯性思维的长期影响和作用下,研究者在对包括西南在内的中国边疆历史进行表述时,或多或少都会受到王朝国家时代的“华夏中心观”的影响。如顾颉刚、史念海的《中国疆域沿革史》、夏威的《中国疆域拓展史》、蒋君章的《中国边疆史》、童书业的《中国疆域沿革略》等代表性著作,主要是依据“二十四史”中的王朝“历史记忆”,对历代疆域的形成、发展和沿革加以阐述,并且在特定的政治语境中,强调族群边际与疆域边界的重叠和吻合。这实际上还是以“华夏中心观”,来论证中国疆域的空间范围及其历史延续性的。

本次会议实际提交论文59篇,在会议期间,莅临参会的51位学者分别发表了论文。会议的总主题围绕清朝时段(1644-1911)中国的边疆史和民族史,各位学者分别从边政、疆域管理、民族关系及各民族历史语言、宗教文化、风俗习惯诸方面展开了交流和讨论。会议主要议题有:第一、20世纪清代边疆民族史研究评论;
第二、清代边政体制及其功能;第三、清代边疆与内地的互动关系;第四、满蒙关系与满蒙文档案的研究利用;第五、清代边疆民族史专题研究。学者们的相关研究视野开阔、观点新颖、引人思考,评议人从不同角度、多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问题,引起发言人的回应,现场互动气氛热烈。

在现实需求推动下,2008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南边疆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以下简称“西南边疆”项目)正式启动,该项目重点研究西南边疆历史与现状中的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为西南边疆地区社会发展及国家长治久安提供理论和对策支持。“西南边疆”项目的实施与完成,对建设西南边疆学科的推动作用,具体表现为:一是拓宽了研究者视野,研究重大现实问题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提升;二是使西南边疆学科的横向联合趋势得到加强;三是有效整合了西南边疆的研究力量;四是为建设西南边疆学科提供了经费保障。总体上看,“西南边疆”项目有力推动了云南、广西两省区西南边疆学科的建设,促进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结合,也推动了中国边疆学的构筑进程。

  以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史为中心,这一时期进行了多方面且较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不少重要成果。研究大致集中在以下方面:

从民国时期西南边疆史的研究路径来看,大多数学者虽然没有完全摒弃历史上形成的华夏中心论和民族歧视心理,但是在当时以国家主权独立和民族统一为主题的社会情境下,亦表现出了强烈的现实关怀。在历史叙述中注意到了不同民族或族群之间的平等关系,以及边疆史研究本身所蕴含的现实意义。从研究方法上看,由于受西方学术界的广泛影响,所以更加注重历史文献与实地调查的相互结合。在研究过程中,“一方面承继了中国传统史学中对于四裔人群的描述与研究;一方面加入新的史学、民族学、社会人类学与考古学的概念与方法”,[3]甚至还涉及到地理学、生态学、语言学等学科的方法。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西方近代人文社会科学理论方法的引进,使得西南边疆史研究出现了与其他学科交叉合作的可能。但是由于研究者长期以来受华夏“文化中心主义”传统历史叙事的影响和支配,因此在文本表述中,又不可避免地将西南边疆的历史视为华夏文明要素的“传播史”——即“典范”中国史的组成部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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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边疆学研究应积极关注现实

  西南少数民族的源流、群体及其重要活动,包括西南少数民族起源问题,较重要的著作有尤中《中国西南的古代民族》[3];对氐羌、百越与西南夷等的研究,值得重视的著作有马长寿《氐与羌》、余天炽等《古南越国史》、方国瑜《彝族史稿》、江应?《傣族史》、郭大烈《纳西族史》等。[4]

建国以后的50至80年代,民族社会历史语言大调查和民族识别,一度是该阶段民族工作和学术研究的重点,“五种生产方式”开始成为学术界阐释中国境内民族社会历史发展轨迹以及指导历史分期的主流话语。于是,族别史研究也自然成为了西南边疆史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大量有关西南少数民族的知识,被系统性地“发掘”和“生产”出来,生活在边疆地区的不同“民族”及其所代表的“文化符号”,亦被视为历史发展轨道上的客观性存在。在这种情境下,中国西南边疆史研究,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指导下,有意识地摒弃了以往“华夷关系”模式中固有的民族歧视、民族偏见等大民族主义历史观;但另一方面,从“生产方式”的角度对边疆民族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进行定位,则又落入了为后来学者所诟病的“单线进化论”模式的窠臼。在该理论逻辑的影响和主导下,西南地区各少数民族之间社会经济发展的差异性,就成为了其被划入某一“阶段”社会形态的主要依据。于是不同民族之间,在社会发展程度上就有了所谓的“先进”和“落后”之别。这种单纯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社会形态研究模式,一直是这一时期西南民族史与边疆史研究的重要理论范式。

完成各场报告和讨论后,4日下午,会议举行闭幕式,由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周喜峰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孙喆教授分别对第一分会场和第二分会场的讨论情况做了总结,然后由会议主持人张永江教授进行了闭幕总结。

中国边疆学具有跨学科、跨领域、注重中长期时段与多视角研究的特点。研究领域涵盖以下内容:国内边疆问题研究状况与相关理论;中国边疆的形成;中国疆域史和边疆研究史;中国边疆民族史、移民史与人口史;边疆地区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变迁的历史及现状;中国边疆地区与邻国关系的历史及现状;历史上与现实生活中产生重要影响的治边观和治边政策;边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历史与现状;等等。

  少数民族社会形态研究是1949年后新开辟的领域。研究内容大致包括不同时期诸少数民族的社会性质、阶级关系、政治经济制度与社会发展分期等问题,探讨最多的是彝族、傣族与壮族。因受人类社会必经6个发展阶段理论的影响,人们就古代或1949年以前少数民族的社会,是属奴隶社会抑或封建社会而争论不休;关于社会发展阶段划分、社会阶级关系的分析也长盛不衰。

进入80年代以后,这一研究范式随着学术反思的深入和理论视野的拓展日渐式微,西南边疆史研究也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一批具有影响力的论著相继出版。如方国瑜的《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尤中的《中国西南边疆变迁史》,方铁等著《中国西南边疆开发史》、《西南通史》,马大正主编的《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研究》、《中国边疆经略史》,王文光等著《中国西南民族通史》等。上述成果从不同层面对西南边疆的变迁沿革;西南政区的历史演变;历代中央王期的边疆政策与边疆治理,以及历史时期西南边疆民族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方面的发展变化特点,作了系统的考察和论述。在研究方法上,立足于相关文献史料的整理和发掘,并部分地吸收了当代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及研究成果,更加注重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结合,注意历史上不同族群及其文化变迁的动态过程与发展轨迹,特别关注不同历史时期西南疆域的变化特点。

此次会议参会代表众多,地域分布广阔,参会论文质量较高,角度新颖,学术性与理论性都很强,探讨的问题深入,充分体现了清代边政与边疆民族研究和满学研究的新视角、新方法、新趋势,会议具有广泛的国际性和学术前沿性,对国内外的专家学者来说是一次十分难得的学习和交流的机会。通过这次会议,与会学者们交换了各自的研究信息,知识获得了更新,想法得到了启发,在学术研究上有了重要的收获。同时,此次盛会也促进了参会的各高校和科研机构之间的进一步合作。

由中国边疆学的对象与性质所决定,历史学中的专门史、断代史、历史地理学,以及相关学科中的政治学、法学、人类学、国际关系学、边疆现实问题研究等学科,是中国边疆学主要的学术支撑点。

  自上世纪80年代初始,古代民族关系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领域。探讨较多的有历代王朝在西南边疆的民族治策。一般认为秦汉较好地处理了边疆民族问题,三国中以蜀的治策最成功而吴最失败,两晋的民族治策在蜀汉的基础上倒退了;唐前期的民族治策应予肯定,但后期的做法与前期差距甚大。对宋朝于大理国的治策看法不一,大致有两种看法:宋封大理国主为大理国王,继续与云南地区进行经济文化交流;宋朝视大理国为外藩,严重影响了两者的关系。对元朝对西南边疆的治策,研究者大都持肯定的意见。

总体而言,中国西南边疆史研究到目前为止,虽然取得了不少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是该研究领域中仍然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和不足。特别是学术界“主要关注的是西南边疆的少数民族,较少研究边疆史地。又如微观视角、细小问题、重复研究的选题较多,至于重大及深层的问题,以及边疆形成发展理论等方面的研究则相对薄弱”。[4]这种状况实际上反映出中国西南边疆史研究,长期以来在方法论和研究路径上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和挑战。而其中最主要的症结在于,自上世纪50年代随着西南民族史学范式的建立,学术界多沿用“民族史”“族源史”或“开发治理史”等路径,来讨论国家与西南边疆之间的关系以及边疆地方社会历史变迁的问题。这类研究虽然一直是西南边疆史研究的主流,但是很容易产生两个认识上的误区:一是在多数情形下,把西南边疆的社会变迁完全纳入到“少数民族历史”当中,以历史上较为模糊的民族融合、认同,来切割区域内部的混杂性、丰富性和多变性,并以此作为该区域社会历史变迁的基本内容
;二是把中国西南边疆地方社会变迁,看作中央王朝对其进行“开发治理”整体过程的表现,掩盖了西南边疆与外部多元互动关系。这些认识都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西南疆域空间的差异性,以及历史演进的复杂性。因此,本文尝试性提出西南边疆史研究的区域史视角,旨在反思以往研究中“单线叙事”的思维定式及其局限性,通过对区域史相关理论方法的梳理,以期能够为历史时期西南疆域多样性与统一性之间的关系提供另外一种思考维度,这或许有助于深化我们对西南边疆多元结构本质属性与发展逻辑的理解和认知,从而丰富西南边疆史的研究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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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关注现实问题是中国边疆学的优良传统。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政治与经济一体化的步伐加快,在国际合作与各国边疆民族问题等方面,出现了不少值得注意的新动向,中国也不例外。当前的中国边疆地区,不仅需要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同时维护边疆地区社会稳定,保障边疆安全,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

  土官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也是讨论的热点。前半期重点探讨土官土司制度的内容、建置时间、实行原因与历史地位,后半期较关注各省区、各民族土官土司制度推行的情形,以及改土归流的原因、实施过程及其评价。关于实行土官土司制度的原因,大致有两种意见:统治者欲显示国势之盛,土司制度以封建领主制经济为基础;统治者欲在边疆地区建立稳固统治,土司制度并无同一的经济基础。对土司制度形成的时间,大致有形成于元代,完备于明代、清初,和历代的羁縻制、土官制与土司制大同小异两种见解。对土官土司制度的评价,也有应彻底否定、基本上肯定以及前后期的地位作用不同等观点。关于改土归流众说纷纭,改流的原因、如何评价清廷使用武力及改流的作用是争论的焦点。热议的问题还有西南边疆诸民族之间的关系,主要研究了西南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少数民族与汉族移民的关系。

近二三十年来,我国学界就边疆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如中国古代历史疆域形成、中国近代边界的变迁、中国边疆研究史、中国边疆开发史、中国当代边疆社会问题及其治理、中国边疆民族尤其是跨境民族问题、中国边疆理论、中国边疆学科建设等。在具体边疆方向上,诸如东北边疆与高句丽历史问题、新疆反分裂斗争问题、云南广西边疆稳定与发展问题、“治边稳藏”大战略研究、中国海疆权益面临的挑战与维护问题等研究,都得到了展开。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学界撰写相关论文数千篇,出版相关著作上百部。这些成果完善了西南边疆学科建设,也为构筑中国边疆学奠定了坚实基础。目前,在“西南边疆”项目的推动下,西南边疆研究得以深化,这为构筑中国边疆学又增添了一块坚实的基石。

  上世纪80年代研究较多的问题,还有以宗教、文学、艺术、文字为主要对象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探讨较多的民族是壮族、傣族、白族和彝族。以少数民族史为中心的探讨,除以上较为兴盛的领域外,关注较多的还有少数民族历史人物,如侬智高、杜文秀、赛典赤·赡思丁、奢香、张秀眉等;还有少数民族反对封建主义压迫与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如明代广西瑶民起义,清代云南杜文秀及李文学起义,清代苗民大起义等一些研究者关注分布于云南、广西和与之毗连的境外地区的跨境民族,主要探讨跨境民族的涵义,以及西南跨境民族的种类、分布及其经济文化等问题。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南边疆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专家委员会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以边疆史为对象的研究,最重要的成果是编纂《中国历史地图集》西南边疆部分。上世纪70年代,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问世。《中国历史地图集》是在中央领导同志的直接关怀下,在众多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完成的。云南大学的方国瑜、尤中、朱惠荣等承担了西南边疆部分的研究。《中国历史地图集》不仅画出秦至清历代王朝边疆的政区,而且标明南诏、大理国等地方政权的辖地,汇集包括历史地名、古代通道、重要城镇和族群分布等诸多信息,被学界称为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研究的重大基础性工程,也为今后的研究创造了良好条件。研究边疆史地的重要著作,还有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黄体荣《广西历史地理》等。[5]

  二

  1990年至1999年,为西南边疆史研究前40年之后的10年。这一时期对西南边疆史的研究,已大致摆脱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前期“左倾”思想的影响,开拓了包括边疆史地在内一些新的研究领域,而呈现较为繁荣的局面。研究较集中的问题有:西南部疆域的变迁与历代设治。尤中先后出版《中国西南边疆变迁史》与《云南地方沿革史》,前者在《中国历史地图集》清代云南文字说明的基础上写成,阐述了清代西南边疆变迁的过程;后者具体探讨汉至清历朝在云南地区设治的情形。徐建新《西南研究论》与李寿等《云南历史人文地理》,也研究了云南的疆域与设治问题。张声震主编《壮族通史》与覃延欢等主编《广西史稿》,叙述了历史时期广西疆域的变化与历代的设治。张荣芳等《南越国史》考证了南越国的疆域与设治。谭其骧等也撰文探讨隋南宁州总管府与唐剑南道管辖范围等问题。[6]这一时期研究者主要关注政区设置、疆域演变等问题,对边疆的经营与开发,内地与边疆、边疆各地以及边疆内外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等则注意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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