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最高政治理想是效仿德治典范尧舜禹,由儒家某位思想巨人整合成篇

《尚书·尧典》乃传世之极为重要的先秦经学文献,是先秦儒学初兴、经学萌芽之际,由儒家某位思想巨人整合成篇。王充以为乃“鸿笔孔子”所为,观《论语》所记孔子赞美唐尧虞舜之语气,以及读《礼记·礼运》载孔子所言之“大同”景象,则王充之言,不为无据。二由于《尧典》不是一般意义上以“传信”为宗旨而“缀遗辑佚”的史学著作,而是作为儒学经典文献的基本品格传之于世,这就规定了《尧典》是“经”不是“史”因而“经史有别”的理解阐释路径。舜登帝位之后告诫在朝官员,言“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就是继承帝尧“若时登庸”的吏治传统。

魏晋南北朝时期,曾假借儒家的禅让思想,数度实现了王朝的更替。禅让,是夏代以前以领袖地位让授于贤者的制度。相传尧为部落联盟领袖,由四岳推举舜为继承人,协助为政。经…

孔子的最高政治理想是效仿德治典范尧舜禹,开创天下为公、大道之行的安民、利民和谐幸福大同社会。

帝位;神话;尧典;时登庸;经学;治水;天子之事;孔子;以为;史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曾假借儒家的禅让思想,数度实现了王朝的更替。

《礼记·礼运》记载:

作者:程水金,系南昌大学国学院教授、院长

禅让,是夏代以前以领袖地位让授于贤者的制度。相传尧为部落联盟领袖,由四岳推举舜为继承人,协助为政。经考核后,于领袖死后继位。舜继尧位,后又禅于禹。禹以皋陶为继承人。皋陶早死,禹再立伯益。禹死,其子启夺位自立。从此,原始禅让习俗为父子相及的王位传承制度所替代。孔子赞美推行禅让制,说’唐虞之际’人才济济,无有后世的’才难’问题。因此,儒家将原始禅让习俗吸收发展为儒学的禅让思想,并将之称为一种理想的王朝更替方法。

“昔者仲尼与于蜡宾,事毕,出游于观之上,喟然而叹。仲尼之叹,盖叹鲁也。言偃在侧,曰:‘君子何叹?’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尚书·尧典》乃传世之极为重要的先秦经学文献,是先秦儒学初兴、经学萌芽之际,由儒家某位思想巨人整合成篇。王充以为乃“鸿笔孔子”所为,观《论语》所记孔子赞美唐尧虞舜之语气,以及读《礼记·礼运》载孔子所言之“大同”景象,则王充之言,不为无据。虽然本篇所述之材料,来源于诸多芜杂舛驳的上古神话与历史传闻,但其立言主旨,却有一以贯之的整体思想统系;其文辞章法,亦有其严密而自足的内在逻辑结构。因此,本文既非一般意义上以所谓“传信”为宗旨而“缀遗辑佚”的史学著作,也不同于所谓“残丛小语,道听途说”的小说家言。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儒家的禅让思想风行并实践的时期。东汉献帝延康元年(220),曹丕通过逼使献帝数次下诏禅位,群臣数十次上表劝进,并利用溯纬,迫使献帝禅位,自己做了皇帝,国号魏,是为魏文帝。这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实践禅让的开端。其后,西晋武帝司马炎、南朝宋武帝刘裕等,均假借儒家的禅让思想,获得了帝位,完成了王朝的更替。

这番议论,一方面表达了孔子对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历代杰出政治家的敬仰、对他们开创的社会政治局面的向往,另一方面,也是在表达孔子自己的最高人生理想。孔子多年周游列国,颠沛流离,百折不挠,心中始终怀着强烈的愿望,就是想要象上述古代杰出政治家一样,成就一番“平天下”的大业。儒家政治文化的基础是“德治”,“德”的载体是“人”,所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大同社会的出现全靠圣人君子们能否以“仁义”为己任,实践仁义道德,也就是说,“大同”社会靠以身作则的圣人君子开创出来。这是儒家理想“大同”社会建立的首要条件。“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这些话都是针对最高统治者而言的,是对他们的道德要求,要求他们能够以仁义立身行事,以身作则,突破一家一姓之私,以天下人的和平安宁幸福为己任。《礼记·大学》和《论语》中的材料可作为旁证。

儒家的禅让思想,是其’选贤与能’主张的反映,表达了其理想的建国方略和王朝更替方式。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它却被封建统治者借用来实现强迫实行的壬朝的更替,为他们的篡权蒙上一层合理的遮丑布,使他们强夺王位的行为看起来符合封建的礼教学说,用以巩固新建立起来的封建统治。因此,禅让的实践,掩饰了封建统治者篡夺王位的行为,具有一定的欺骗性。

尧舜禹开创的政治局面是儒家的社会理想,他们之间通过“禅让”实现的政治权力交接模式,体现了儒家推崇的“选贤任能”的用人原则。在政治人才的任用上,孔子希望“贤能”原则能够突破血缘原则,他极为推崇尧舜禹之间曾经采用过的“禅让”制。

作为早期儒学的重要经典文献,本篇立言大旨,首先是描述了早期儒家所憧憬的“大同”之世以“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为核心政治价值的“君主禅让”制。一篇之中,其所反复致意极力渲染者,莫不以之为要谈。“畴咨若时登庸”,放齐荐尧子丹朱,帝以为不贤,不可升迁。尧欲以帝位让于四岳,而四岳皆言德不配位不敢有所觊觎。虞舜则大贤至圣,诚信无私,品德尤为高尚;辞帝位之尊,不辞帝事之劳,代帝尧摄行天子之事,跋涉远行,巡狩方岳;定制度,立刑法,流罪人,任劳而任怨。且由历试而用事,长达三十年不登其帝位,不有其天下。至尧之崩,不得已乃承大位,继大统,实则大公无私,以天下为己任而已,非以帝位为大宝也。而《韩非子·五蠹》乃谓“古之让天子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以为“古传天下而不足多”者,犹不可持以论虞舜之其人与其事也。至于践阼,乃大批起用新人,唯“熙帝之载”以为能事,亦是“选贤与能”之义,乃不言而自明。

《礼记·表记》记载孔子赞美舜的政治境界:“后世虽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君天下,生无私,死不厚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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