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大族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与王朝现实政治有着更为直接的联系,或开拓新课题与采取新的研究取径

一、“豪族”与“名家”:北朝世家大族的两类不同形态士族作为一个综合性的概念,有着多方面的历史内涵:政治上的累世贵显,经济上的人身依附和劳动占有,以及文化上的家学世传,是几个最基本的衡量界标。缺乏其中任何一个要素,都不能构成完整意义上的“士族”。有鉴于此,我们在本书中使用“世家大族”这一较为宽泛和习见的概念,用以涵盖北朝时期各种不同类型的地方大族。关于魏晋间的大族问题,唐长孺先生指出:“从东汉以至魏晋最基本的统治势力是地方大族,由地方大族中孕育出来的两类人物构成统治阶级中的当权分子。一是以强宗豪族为核心的地方武装集团,就是堡坞主,当晋末乱时,这种地方武装在北方普遍建立;二是具有高度文化水平,熟谙封建统治术的士大夫。二者也常常合而为一,即以士大夫而兼为堡坞之主,例如郗鉴便是。”[1]唐长孺先生的有关论述,对我们探讨北朝世家大族的演进过程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北朝的世家大族,大体可以划分为两类不同形态,即以宗族为根基、以武力为特征的地方豪族,和以官宦为标识,以文化为特征的名家大姓。一般说来,地方豪族大多掌握着一定数量的依附人口,拥有一定规模的宗族武装,在地方保持着一定的社会影响力。除个别成员外,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或居乡为豪,或出任县令、郡守等地方官吏以及主簿、功曹等地方属佐,其家族成员一般不具备较高的文化素质,多以武干见长,因豪侠知名。由于宗族和地域的限制,他们的势力多局促于本贯,尚未突破乡里的界限。北魏初年活跃于旧燕故地的“群盗”、北魏后期的青齐诸豪,多属于这一类型。比较而言,名家大族的地域特征并不十分明显,郡望只是其社会身份和政治地位的标志之一。这些家族中的主要成员大多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政治才干,凭借自身的家学与门第,能够较为顺利地进入王朝上层统治圈,成为当朝辅望或封疆大吏。他们的政治势力与社会影响,已远远超出了地域的局限,而有一种普遍化的倾向。北魏分定姓族后的“四姓”家族,正是这种类形的典型体现。北朝的地方豪族与名家大姓在经济利益、政治地位、文化水准等方面存在着诸多差异。基于这一背景,两者在王朝政治中的作用也不尽相同。在一般情况下,囿于地域与文化的局限,地方豪族对于自身在乡里的势力和影响更为关注,尽管他们的存在从客观上阻碍了王朝对社会基层的控制,但他们在主观上却一般不具备明确的政治目的。在更多的历史时期,他们只是作为一种社会的、经济的存在,往往游离于王朝政治之外,或为其他政治势力所左右。相对而言,名家大族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与王朝现实政治有着更为直接的联系,具有明确的政治立场和政治主张,家族的前途和命运与王朝的成败兴衰密切相关。基于这一背景,他们常常卷入王朝上层的政治纠纷与权力角逐,构成一股独立的政治势力。当然,有关地方豪族与名家大姓的区别只是对于北朝世家大族的一种概念上的划分,二者间的界线并不十分严格。地方豪族通过一些特定的历史机缘可以上升为名家大姓,而名家大姓如果数世官宦不达,也有可能沉落为地方豪族,事实上,这种门第升降的过程自汉魏以来便一直持续不断地发生着,这也是士族社会中一种具有规律性的普遍现象。作为地方豪族,他们往往不满足于既得的社会与经济利益,渴求政治上的显达。赵郡李孝伯三辟功曹不就,谓“功曹之职,虽曰乡选高第,犹是郡吏耳。北面事人,亦何容易”。州辟主簿,月余辞官,曰:“州郡之职,徒劳人也。”[2];渤海高翼为山东豪右,赞其子高昂曰:“此儿不灭我族,当大吾门,不直为州豪也。”[3]当然,地方豪族的上升需要一定的历史机缘,赵郡诸李以仕魏至显,成为北魏的名家大姓;渤海高氏佐高齐而立,也成为北朝后期的名门望族。就名家大姓而言,家族内部的情况也互有差别,北魏后期范阳卢氏中的卢玄一支,是典型的名家大姓;而同一时期的卢溥一支,则更具有地方豪族的特征。即使是同一家族的同一支系,在不同历史阶段也会表现出不同的社会风貌,十六国和北魏前期的荥阳郑氏,地方豪族的色彩较为浓烈,而太和以后,这一家族作为名家大姓的表征则更为突出。总的说来,名家大姓多在不同程度上兼有地方豪族的特征,即在入居显宦的同时,仍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自身的土著根基。从这个意义上说,名家大姓是地方豪族发展的一个较高层次。魏晋之际是士族社会逐步发育成熟的一个历史时期,也是中古门第确立的一个关键阶段。就北方的情况而论,地方大族的发展状况并不均衡,在众多的“新出门户”中,河南大族的比例很高,以玄风相扇,以官冕相尚;而河北大族中,除范阳卢氏、清河崔氏等个别家族进入上层统治圈,成为名家大姓外,多数大族尚未发育成熟,时人每言“河北少人士”,“每以三品为中正”[4]。北方大族间这种文化与地域间的差异,决定了他们在两晋之际不同的政治取向,也深刻影响了北朝的历史。永嘉之乱以及五胡在中原的统治改变了中古社会的历史走向,也打断了北方大族固有的演进过程。在这场空前的社会变乱中,作为北方世家大族的两个不同类型,地方豪族与名家大姓的政治动向不尽相同。永嘉之乱后,晋室迁祚,中原板荡,大量地方豪族聚集乡曲,结坞屯堡,以为自存之计。但是,出于各个豪族所固有的地方利益,他们之间很难结成统一有序的政治与军事联盟,坞主间“各以诈力相攻击”[5]。祖逖北伐所面临的一个最为棘手的问题,就是设法弥合北方坞主间的矛盾冲突,协调行动,共御石赵。以分散的宗族武装,很难长期抵御精悍的北方胡骑。因而在北方局势粗安的情况下,胡族政权的策略逐渐由杀戮转为招抚时,大量地方豪族纷纷放弃抵抗,接受胡族政权的羁縻,出任地方守令,成为这一时期社会基层组织的主要维系者。当然,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也为一些豪族的上升提供了广阔的政治空间,勃海封氏、渤海高氏、以至于赵郡李氏等家族在魏晋时期寂无人物,均不是什么特别显赫的门第,但通过十六国时期的积累与发展,在北朝都进入了名家大族的行列。页码1
2 3 4 5 6 7 <

世家大族与北朝政治

士族与皇权为东晋南朝研究中的重要课题,相较之下,十六国北朝时期的研究多关注于胡族政权的建立、政权性质、胡汉统治阶层的关系,以及汉化历程等课题,同时多以族群冲突或是文化转变为其研究取径。[1]近年来,北朝史在研究取向上逐渐产生了一些转变,或开拓新课题与采取新的研究取径,或厘清特定时期、地域的历史脉络,这些研究不仅取得深入细致的具体成果,其课题与取径更扩展了学界的视野。[2]本书关注的对象为汉人大族与北朝政治,作者藉由揭示大族与政治的互动关系,推进对北朝士族的形成与性质之理解,并试图对北朝政治过程、权力结构和性质提出整体的解释。本书作者陈爽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先后师从吴宗国、田余庆先生,研究领域为魏晋南北朝政治史、社会史,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3]本书为其博士论文,原题〈世家大族与北朝政治──以北魏太和改制为中心〉,部份内容曾以同名为题发表。[4]在此试为介绍其内容大要,并略抒个人读后的感想。一全书共八章,〈导言〉提出本书的问题意识及目的在于「揭示北朝世家大族的演进历程及其对北朝隋唐政治的影响」,探究皇权政治形成过程中的政治、社会结构,以及演变历程等层面,汉人「大族」为其具体考察的焦点。除了交待问题意识与论旨的〈导言〉,以及综合各章结论的〈综论〉之外,其它各篇就论述的性质而言,可分为概括性的整体讨论与实证性的个案研究。第一章〈从“改降五等”到“分定姓族”:北朝门阀体制确立的历史背景〉,在这章中作者提出的主要问题为北魏皇权政治如何发展,以及门阀体制与皇权政治的关系又如何。作者从皇权政治的角度,探讨鲜卑贵族与汉人士族政治冲突的意义,以及孝文帝藉「分定姓族」重建北朝政治结构,其历史背景的转变及产生的相关问题。根据本文的讨论,说明至孝文帝分定姓族为止,北魏皇权的发展先后经历了与鲜卑贵族、宗王共享的阶段,作者认为门阀体制即为此时改变权力结构的手段。第二章〈“四姓”辨疑:北朝门阀体制的确立过程及其历史意义〉的主要问题在于「四姓」的含义及北魏分定汉人士族的标准。作者爬梳史料,辨析代表北朝至唐代社会地位最高的汉人士族「四姓」词语的使用、具体内容、建构和发展过程,并论述北朝社会结构的演变与皇权政治发展的关系。「四姓」的产生即北朝门阀体制的建立,与受到孝文帝重任的李冲有密切关联,同时透过与皇室和各家族间的婚姻关系与当代官爵,不仅取得与魏晋旧门相当的社会地位,还形成当时皇权基础的政治集团。以下各章为大族个案研究。第三章〈范阳卢氏在北朝的分合:个案研究之一〉讨论永嘉乱后至北朝末期范阳卢氏的发展。作为魏晋门阀的范阳卢氏本以宗族整体活动、范围以幽州地域为主作为其特征。在燕魏对峙的局势中,原本社会地位较高的卢溥支败亡,宗族的整体性被打散,造成后来不同支系在不同时期各自显达的发展。北魏前期先后透过与崔浩、李冲联姻,进而与皇室联姻而成为当世大族的是卢玄一支。然而,随着范阳卢氏于孝文帝时臻于极盛,其宗族发展却也显露衰败迹象。卢氏以京师为主要发展地域,渐渐疏远与乡里的关系,旧有宗族观念与秩序松动,造成门风衰败。此外,作为门风另一重要条件的家学,此时也逐渐式微。其它卢氏旁支家族也产生个别官宦显达的人物,却都与着房保持一定程度的疏离;经过北朝分裂为东西两部政权再合而为一,卢氏宗族面临更为钜烈的分裂及房支地位的重新洗牌。从北朝末期至唐代,范阳卢氏各支的发展虽然再趋合流,却成为一个宗族组织松散、各房支差异缩小、缺乏乡里根基而地域色彩淡薄的「大族」,显示卢氏进一步衰微的可能性。第四章〈太原王氏在北朝的浮沉:个案研究之二〉。作者认为王慧龙家世的主要问题不在于伪托名族,而在其私生、侧出的个人历史涉及「重嫡庶,鄙侧出」的北方社会习俗。王慧龙只身北奔,无法确认士族身份,在北方士人眼中,他的「羁旅南人」形象更甚于「汉魏旧门」身分。王氏为求家族发展改变了原有的家风,由不缨世务转而积极于事功;家学也由重玄学转而奉释氏,以求融入北方政治与社会。除了仕宦,另外更凭借与其它世族大姓联姻,终于使得太原王氏逐渐转变为北方大族。太原王氏缺乏乡里根基与宗族奥援,其乡里故土的政治社会力量更为伪托太原的中山王氏掌握,并接受了其它王氏的依托,形成一支族单人鲜、孤悬京师的嫡宗,另一支宗族繁盛、雄据乡里的伪托之族。两支「太原王氏」各据一方、个别发展,均获得政界与社会的认可,反映了北朝「冒称士流」问题的严重性。第五章〈南北对峙与胡汉融合中的荥阳郑氏:个案研究之三〉。郑氏家族与一般滞北大族一般,十六国至北朝间经历了由对立到合作的过程;不同一般的是,郑氏长期留居乡里,土著势力较强且稳固。透过与其它大族的联姻,以及孝文帝迁都洛阳,借其乡里势力以稳定统治等因素影响,郑氏遂由局促一隅的「土豪」上升为北朝的「四海通望」。其后郑氏与荥阳地域社会关系逐渐恶化,东西魏的分裂也造成郑氏家族的分裂,而周隋唐间郑氏家族地位的复振则是来自次要地位的入关房支的复归。西汶艺术网[
2 3 4 <

(封图引自孔夫子旧书网)

作者: 陈爽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年:1998-12

页数:232

丛书:东方历史学术文库

ISBN:9787500423065

厦大图书馆馆藏信息

个人评价:★★★★

推特读书笔记汇总:

1. 北魏太和中,孝文帝“定四海士族”,标志着北魏门阀体制的确立。关于汉人士族评定标准,由于《魏书》阙载,历来多有异说:一类以柳芳《氏族论》为代表,认为四姓为甲乙丙丁四个门第等级;一类以《通鉴》为代表,认为“四姓”为崔卢郑王四大家族。历代史家多取柳芳之议。

2. 汉魏以来,“四姓”作为一个特定称谓和概念,主要有两种:一是指东汉初年的樊、郭、阴、马“四姓小侯”,一是指魏晋以后获得社会承认的地方大姓,含义虽前后有变化,却一直指代具有一定数目的具体姓氏或家族。基于这种历史传统,《通鉴》的“四姓”说确有所本。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