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中帝王将相取的名字几乎都是单名,到了秦汉时期

大凡读过《三国志》与《后汉书》的细心读者,都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东汉、三国时期的人物绝大多数都使用单名。同时,比之这之前的周、秦、西汉,其单名使用的频率更高。例如东汉从光武帝刘秀一直到汉献帝刘协,十九位皇帝全系单名。同时,三国时期曹魏政权的统治者曹操、曹丕、曹叡、曹芳、曹髦、曹奂是单名;蜀汉政权的刘备、刘禅也是单名;东吴政权的孙权、孙亮、孙休、孙和、孙皓亦为单名。至于大家所熟知的三国人物,如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马超、黄忠、姜维、马谡、孟获、孙坚、孙策、周瑜、鲁肃、陆逊、黄盖、袁绍、袁术、吕布、杨修、孔融、王佐、蒋干、夏侯惇、许褚、张辽、司马懿、司马昭、邓艾、钟会、华佗等等,无一不是单名。其他如“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煬、刘桢;“竹林七贤”嵇康、阮籍、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刘伶等,亦全系单名。当然间或也有采用二字名的,但甚为少见。他们往往或为隐逸之士,如庞德公、邓卢叙等;或为艺人,如东方安世等;或为乳名不改,如刘盆子、郑小同等;或单称其字,如黄承彦、荀巨伯等。

东汉之前,汉人的名大都是一个字,但也不乏两个字的人名,比如大家都熟悉的周亚夫,霍去病,董仲舒等等,包括西汉皇帝,也有两个字如刘病已,刘弗陵。

第二、公羊春秋的兴起

还不知道:三国单姓的读者,下面趣历史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介绍,接着往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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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王莽传》又有:“匈奴单于,顺制作,去二名”之语,意思是说,匈奴单于依顺王朝的法令,去掉二字名中的一个字。可见,当时不但有禁止使用双字名的法令,而且还影响到了匈奴。

西汉末年,王莽篡夺了政权。为了巩固统治,他捡起了董仲舒的“神学目的论”,大搞迷信,大搞复古,以此为核心,还推行了一系列所谓的“新政”,从土地制度到用人制度,从货币到地名,无孔不入,也涉及到了人名。

王莽覆灭之后,新兴的东汉政权致力于消除王莽的影响,恢复了西汉的官名和地名,但唯独“二名非礼”的观念无法消除。看来,比起行政政令与法律文书,文化这种潜移默化的力量更具持久性。所以东汉魏晋的帝王将相,起的都是单名。

那么,为什么这一时期单名特别多呢?

这道命令不琢磨是看不出门道的。“制作”就是法令,王宗本来名是两个字,叫“王会宗”,是依法令后改成的“王宗”,现在犯了法,得再改回去,还叫原来的“王会宗”。

所以在东汉和三国时期,人的名字大多是单字名。直到西晋“八王之乱”后,中国进入大分裂、大动荡时代,之后五胡乱华,礼乐崩坏,制度也受到严重冲击,人们起名字也就随意了起来。

然而,出现了一个改变局势的重量级人物———王莽。

传统观点一般解释为系西汉末年王莽建立新朝后复古改制,“令中国不得有二名”所致。马来西亚学者萧遥天在其姓名学著作《中国人名的研究》中也采纳此说。他也认为正是王莽的“二名之禁”,造成了东汉、三国乃至西晋三百余年的单名盛行。

《汉书·王莽传》中有这样的记载:王莽的长孙叫王宗,要是慢慢地等,靠死爷爷和爹爹,这个王宗是可以当皇帝的,可是,他性子太急,等不得了。

三国时的人名,告诉我们,人名有极强的阶段性,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命名特点。知道了这些,有的人一看名,他是什么时代的,也就能估摸个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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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是清朝学者凌扬藻在其所著《蠡勺编》卷二十七中的观点颇有新意:“王氏懋《野客丛书》曰:‘后汉人名,无两字者,或谓以王莽所禁故尔。’仆观《匈奴传》,莽奏,令中国不得有二名,因使者以风单于,宜上书慕化,为一字名。或者之说,不为无据。仆谓莽窃取国柄,未几,大正天诛,汉家复大业,凡蠹伪之政,一切扫除,不应独于人名尚仍莽旧。然后汉率多单名者,殆承袭而然,非为莽也。”

中国的单名率最高的时期出现在东汉、三国与两晋时期。

2、传承。(摘自度娘)

这个事还得从孔子着《春秋》讲起。

但是我认为短命的王莽政权介乎两汉之间,仅仅只存在了短短的十五年的时间,其禁令不可能会对此后三百年的历史再发生巨大影响。因此,王莽的“二名之禁”并非东汉、三国盛行单名的根本原因,而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而已。

然而王莽掌权的时间毕竟短暂,不可能将他的号令统一实施于全国各地;

王莽信奉公羊春秋的主张,认定二名是非礼的。在王莽的强力推动下,“二名非礼”的观念从学界的主流观点升级成了人人皆知的常识。再加上王莽长孙王会宗,因犯罪而被恢复双名,作为类似于割发、刺配一类的羞辱性惩罚,从此两个字的名字,就变成了“贱民”的象征,后王莽虽然身死,这个含义却被沿用了下来。

读过《三国演义》的人会发现,三国中帝王将相取的名字几乎都是单名。例如:曹操、刘备、孙权、周瑜、关羽、张飞、赵云等等都是单名,姓和名一共就两个字。也有三个字的人名,比如诸葛亮、司马懿等等,那也是因为他们的姓是两个字的,而名也只有一个字。

对此现象,古今论者意见不一。

正如任何文化都具有传承性一样,作为中华民族重要文化现象之一的姓名文化,同样具有传承性的特点。

汉武帝“独尊儒术”后,所独尊的“儒术”,是公羊春秋,而《春秋公羊传》说过“二名非礼也”,表明在周秦时期,一个人取两个名是不合礼数的,但取二字名从来不在禁止之列。但这样一来,“二名非礼”的观念便日渐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抗拒二名。

到了晋宋之际,东晋的各个门阀世家在权力斗争和战争中纷纷走向衰败灭亡,原来的寒门走向了历史前台,而二名“非礼”的学说也寿终正寝了。

应该说凌扬藻在《蠡勺编》中的这一观点还是颇有独特见地的。正如任何文化都具有传承性一样,作为中华民族重要文化现象之一的姓名文化,也同样具有这种传承性的特点。

三、人犯罪后,恢复二字名,以示处罚。

刘备,姓刘名备,字玄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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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三国时期,大约有二百六十年左右,如果再加上三国归于一统的西晋,这一阶段约占300年。由中国姓名史进行追溯考查,就不难发现,这三百年是中国姓名史上盛行单名的第一个高峰时期。

仆谓莽窃取国柄,未几,大正天诛,汉家恢复大业,凡蠡伪之政,一切扫除,不应独于人名尚仍莽旧。“然后汉率多单名者,殆承袭而然,非为莽也。”

儒家文化的影响

提到儒学就不得不提到孔子。孔子本人在撰写《春秋》时有个习惯,当记载人名时如果这个人的名是两个字,他就会把他改成一个字。至于孔子这样做的原因,他未曾说明。但是孔子这一举动必有其深意,于是后人都开始揣摩孔子这样做的目的。

后来有一位叫公羊高的儒学家,他在他的《公羊春秋传》中说到孔子之所以将二字改为单字,是因为名有二字是不符合礼仪规矩的。这本书主要思想都是忠君爱国、大义灭亲、叛逆大逆不道,要严厉惩治之类的有助于加强中央集权的思想。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时,主要沿用的儒家思想便是公羊高的。所以二字非礼的思想也逐渐流传开来。

也就是说从东汉到东晋,单名风潮一共持续了三四百年,可谓空前绝后。

虽然是亲孙子,但这事也不能轻饶,王宗一看不好,就自杀了。虽然人死了,但“政治权力”也要剥夺,王莽下了这样一道命令:“宗本名会宗,以制作去二名,今复名会宗。”

第三、王莽复古改制的影响

被单名支配的全国上层阶级的人名到了东晋时期迎来了破局。南渡以后,一种新兴的宗教在各个阶层中大为流行。这个宗教的名字叫做天师道,日常活动就是服用五石散。还有一个显着特点,在于其信徒的名字后面要附加一个“之”,有点类似佛教僧侣总要以“释”为姓。所以我们看到,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二人名字都带了一个“之”,也毫不避讳。这种“之”其实是一种虚字,用来表示宗教信仰,实际上是单名的点缀,没有实际意义。但除了“之”这个后缀的使用外,全国的权贵们依然顽强的坚持着单名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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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讳之制在汉晋时代越来越密,汉律已有触讳犯法的规定,汉宣帝元康二年(前64年)曾诏日:“今百姓多上书触讳以犯罪者,朕甚怜之。其更讳询,诸触讳在令前者,赦之。”(《汉书宣帝纪》)两晋朝廷曾多次讨论避讳,使讳制更趋复杂。东晋避后妃讳特多,并列入讳榜,令天下同讳,是一朝同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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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政权介乎两汉之间,仅仅只有短短的15年(9—23年)时间。

由于王莽的法令,从那时起,人们渐渐养成了使用单字名的习惯,后来虽然王莽说话不算了,却一直也没有改过来,竟然成为风气,认为用两个字取名是不光彩的事。如果是现在,人人全是单字名,那麻烦可就大了,因为单字名很容易造成重名。但是当时人口并不是很多,人的活动范围、交际半径也有限,单字名并没有对社会造成太大的不良影响。因此,单字现象得以沿续,一直到三国时代。

汉武帝“独尊儒术”后,所独尊的“儒术”,正是公羊高的公羊学说。这样一来,“二名非礼”的观念便日渐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抗拒二名。但是起二名的人也大有人在。比如汉昭帝刘弗陵就是二名,汉宣帝之前的名字刘病已也是二名。在上层社会,二名还是能和单名分庭抗礼的。

即使上上下下都在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二名之禁”,在这15年中,至多也只有一代人实行,15年之后,王莽的新朝即已崩溃,其禁令不可能会对以后三百年的历史再发生影响。

只是在元朝之后,古人名字中的名才两字为多,元人粗鄙被继承下来。

再往前追溯,刘秀以来的东汉诸位皇帝姓名也都是两个字;往后看,三国统一后的西晋帝王也都是取的单名。不仅是帝王,这段时期,能载入史册的所有人名也几乎都是单名。这一现象一直延续到了东晋。“王羲之”等一批“某某之”式样的人名的“出现”终于打破了单名的限制。南朝开始之后,君主的名字中也终于出现了二名,各种形式的二名终于见于史书。

王莽夺权后,为了巩固统治推行了一系列所谓的“新政”,从土地制度到用人制度,从货币到地名,无孔不入,也涉及到了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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